这里所谓的“章太太”是指时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太、老同盟会员吴弱男；某太太是指国民党元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石曾太太、著名女强人姚同谊；评议会是女师大评议会，《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第十四条规定：评议会于每学年开始后一月内由全体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织之，其名额以全体教授人数三分之一为标准，任期一年，得连任。第十五条规定：评议会议长由校长任之。此处透漏的信息是：学生固然驱杨，但是合适的其他校长并没有。何况一校之长的撤换怎么也轮不到由学生自治会的几个学生来定夺，然则视学校教授互选而组成的评议会为何物？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固然有诸多主客观弊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堂堂的大学教育，可以没有制度与规则，任由学生横行。但是不得不承认，闹潮的学生恰恰是横着来的。

许广平4月16日致鲁迅的信中也表示，现时的太太类没有一个配得上做她们校长的，还说“薛已经厚着面皮回校任事了”！而他们掌控的学生自会当即会议是否仍认他为教务长，但四年级毕业在即，表示留意，他们反薛者成了少数便不能有所动作了。28看来天天造反的学生，临到毕业时才明白自己的身份与本业。

有意思的是鲁迅的回信：“薛先生已经复职，自然极好，但来来去去，似乎太劳苦一点了。”29虽然鲁迅与许广平此事的关系已经很暧昧了，但是鲁迅此处对薛还是很公道的。还是那个原因，同为人师，自然明白为人师的不易与苦衷，特别是管理学生者，自然比纯为人师者更为辛苦！这一点，许广平待自己做了教师兼训育主任后才能明白的。问题是她明白后也没有由此及彼的去体谅曾经的校长与教务长。这才是我最在乎的，且也是触动我写此文的主要原因！

许广平4月20日致鲁迅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求职意向，让鲁迅帮她打听《民国公报》招考编辑一事。4月25日的信中，她围绕自己的求职谈到：“现社会实在黑暗，女子出来做事实是处处遇到困难。”30发这些牢骚的时候，不知她脑子里是否想到了同为女子的杨荫榆“出来做事”的难处？

4月30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曰：“缝纫先生当校长，我们可以专攻女红了！！！（何缩小细菌之多也！）自后描龙绣凤，又是一番美育，德育，但不知这梦作成否，然无论如何，女人长校的观念的成见，是应当飨以毛瑟的，可恶之极！‘何物老妪，生此……’”31

所谓的缝纫先生，是指新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为平息女师大风潮，希望聘任其为女师大校长的湖南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黄国厚，时报章报道黄国厚毕业于日本某职业学校，归国后在湖南省各女校教授过缝纫等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的偏见：第一，女子解放首先就是自立，自立当然要学技艺，前面托鲁迅帮自己找工作，这里却对缝纫表现出强烈的偏见；第二，许广平对女人长校特别反感，其妇女解放思想处于二的状态。只知道男人长女校是解放，却不知道女人做校长更是解放；第三，批判的武器上升为武器的批判，观念不同就叫嚣着“飨以毛瑟”，很有二两红卫兵精神。第四，骂人够恶毒，“何物老妪，生此……”云云，难道想不到这咒骂同样会引用到自己身上？

鲁迅对此的回复是：“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32

鲁迅这是第二次声明：能办好女师大的的校长目前还没有。既然如此，许广平们的驱羊运动不就是为驱逐而驱逐么？更何况，杨荫榆的前任、鲁迅的终身挚友许寿裳也是因女师大一些师生的不满而辞掉校长职位的。还是那句话，当时的驱杨，既有校长职位之争，更有国共制造政潮之意。

运动进一步扩大

说话间就到了1925年的5月7日，而“五七国耻”纪念导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先说北京，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北京学界必定于是日集会举行国耻纪念。5月初，北京警厅照例请教育部通令禁学生集会游行，正在“整顿学风”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自然通知各校遵行。但学生还是走出了校门，并集合到了神武门前，一番“打倒”之后直奔章宅，破门入户，捣家毁具，待军警赶到，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十八人被捕。两天后学生集会抗议，提出罢免章士钊等条件。

次说女师大。为了配合教育部通知，杨荫榆于5月7日在女师大校内举办纪念国耻演讲会，请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骨干前往演讲。但是会议开场前，学生自治会以不承认杨为校长为由拒绝其入场登堂，双方僵持不下，在部分学生的起哄与嘘声中，杨自行退席，在校外租用办公室，召开女师大评议会，商议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5月9日张榜公布，他们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张平江、许广平是国民党员；蒲振声、郑德音是因为这次闹事表现好，年底被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不少的同学气愤到哭起来了。林君问我，应该怎样善后？我说：‘被开除了几个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请出几位说人话的先生来。’”33不用说，这所谓的“说人话的先生”首当其冲把鲁迅包括进去了。用女师大另一个参与学潮的共产党学生刘亚雄的回忆，鲁迅简直是他们的鼓风机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34

当天，许广平致信鲁迅说：“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当五七那天，在礼堂闹事，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中想，如果真的捕了去，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打破的运动，益发令我鼓舞兴起，……我是多么荣幸，……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淘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35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学潮领袖，那是只管纵火的，且把这种纵火当作了游戏，所以兴致盎然以为荣幸。与此同时，她的统战对象也终于从旁观走向主动出击说“人话”了——用吴海勇的话说，鲁迅本来是女师大学潮的局外人，但是“与许广平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再也做不得局外人”。36于是鲁迅于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被挂牌公示开除的第二天即写了杂文《忽悠想到（七）》，发表于5月12日的《京报副刊》，启动了对于杨荫榆的第一轮谩骂。内云：“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比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