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被革命：打量鲁迅之身前事与身后名（十）

鲁迅生前曾感叹过死偶像的境遇，但是打死他也不知道，成夫子自况了：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活着时，中共对他统战，目标是国民党反动派。

鲁迅逝去后，毛泽东对他推崇，目标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也许还可以拉上个小日本？

1946年10月，中共发起组织了鲁迅逝世十周年公祭，目标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反动派。此时抗日战争结束，国共虽然尚在和谈中，但双方摩拳擦掌，都知道内战不可避免。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起了鲁迅逝世十周年公祭，由国民党内开明人士邵力子和教育界前辈叶圣陶主持，郭沫若率先登台演讲，说周作人虽然活着，但是人已经死了；闻一多虽然死了，但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最亮的应该是周恩来到会致词，同样把鲁迅与闻一多并列一起，说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为人民服务而死！

除了公祭，上海的《文艺春秋》还策划一期专栏：《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收稿十五篇，作者全是文化界名人——当然是有所挑选的，因为里面根本没有胡适，倒是有萧乾、施蜇存、田汉、茅盾、臧克家等人。这些人的文章倾向很有意思，一种说鲁迅若活着，肯定正反对内战，要求美国撤出中国呢；一种说鲁迅哪能活到现在呢？李公朴、闻一多都死了，鲁迅还能活着吗？一种说，即使活着，你看看郭沫若挨打了，马叙伦挨打了，鲁迅估计也得挨打！

光看口径，就能发现挺统一的，一色的反美反蒋。朱正先生仔细，他说细看这些答卷，就可以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这些人在执笔作文之前，大都学习了一个不久以前发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这宣言的意思很简单，美国对中国，比日本更危险；美国反动派，就是想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这种调调违反常识嘛。中国反动派它傻啊，它为什么要把中国给外国反动派呢？这种调调还违反历史，明清以来在中国有殖民地的，垂涎中国领土的，有日本，有俄国，有英国，有德国，甚至有葡萄牙、荷兰……就是没有美国！但大家都信。邪了！

有意思的是，朱正还考察了十五位执笔者的命运。他说：至少有萧乾和施蛰存二位在十一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田汉、安娥、周而复等党员作家，则在二十年后的“文革”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是这次笔谈的组织者范泉，后来不知是戴的右派帽子还是反革命帽子，充军青海，劳改多年以后才得以“平反”。

朱正厚道，要是我，会在文章后添这么一句：当这些人挨整的时候，要是再给他们一篇命题作文“假若鲁迅还活着”，他们会怎么作文呢？

除此之外，冯雪峰与胡风都跟风写了有关鲁迅的回忆文字。这个时候还好，江山没到手，文字狱的大网也没有拉开，两个人还敢张口。

新中国成立，1950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读者想到了鲁迅，写信问人民日报：“鲁迅若是活着，现在该安排什么工作？这问题很玄，因为再停几年，中国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了，像鲁迅这种写作个体户就立不住了，至少得进单位。其它不说，单说许广平解放前夕和儿子海婴一块儿被组织从香港接往东北解放区，这许同志在上海养成的收版税习惯意识大发作，导致大家侧目而视，吃饭都不愿意跟他们母子坐一起，吓得许同志以后再不敢接收老公的版税了，搞得鲁迅子孙现在很被动，想把鲁迅五十年的版税收回来，大家还是侧目而视：真不要脸，这像鲁迅的后代么？其实是侧目而视的人不要脸，堂堂正正的版税为嘛不给人呢？有趣的是，周海婴的版税官司还打输了。一句话，鲁迅若在，好歹得进个单位，被政府包养起来，否则伯夷叔齐一般，要饿毙的。

接着说鲁迅的工作安排。人民日报社可不敢给鲁迅安排工作，将问题转呈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负责文教工作的郭沫若。郭老您说鲁迅能封个什么官儿呢？郭老回答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首先不是考虑安排的问题，而是要看思想改造的表现。如果鲁迅思想改造得好，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

瞧瞧，仅仅四年，前面还反美反内战呢，这会儿就得被改造了。若改造得不好呢？估计1955年胡风的反党集团案，就得改名胡鲁反党集团案，或者干脆叫鲁迅反党集团案了！

1956年10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年，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周恩来出席，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讲话，应邀参加的还有十八个国家的三十多位作家。上海也举行了纪念大会，大会由宋庆龄、陈毅、巴金等十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筹委会主任巴金致开幕词。

此外，上海还举行了迁墓仪式，将鲁迅遗灵由万国公墓移葬到虹口公园，毛泽东题了墓碑：“鲁迅先生之墓”（鲁迅下葬时的墓碑是七岁的海婴写的，当时许广平觉得谁写都不方便，孩子写最没问题，就让海婴写了）。同时，在墓旁修建了鲁迅纪念馆。

文人再次跟风写了诸多文章，明眼人可以看出，鲁迅在某些人笔下，开始变味了。文学的鲁迅，开始被政治模式化了！

1957年，毛泽东先是鼓励大家学鲁迅帮他整风，后来感觉风向不对，就自称那是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55万知识分子，尽入其网中矣！此年的毛罗对话，也给善良的人一个巴掌，革命的绞肉机之下，甭想好事，知识分子就一猪头，顶多有煮着吃还是卤着吃、家里蹲还是狱里蹲之别！

1966年10月，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年，上海、广州、绍兴，都召开了纪念大会，“中央文革”更是在北京召开了空前的七万人的纪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姚文元作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基调报告，此外发言的有许广平、两个红卫兵代表，以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许广平的发言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郭老的发言是《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如果说许广平姚文远拍得鲁迅一脸花瓣，那郭老就拍得花瓣四溅了，他把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解读为“鲁迅临死前不久的入党申请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大学生红卫兵发言表示“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中学生红卫兵发言大骂苏联作家把鲁迅说成是人道主义者，表示“要彻底挖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毒根”。

1976年10月，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由于刚刚粉碎了四人帮，要给批判四人帮大造舆论，所以鲁迅又成了批判四人帮的工具。由于话语系统没有改变，所以这种批判很滑稽，就是用四人帮的方式与语言来批判四人帮，说什么学习鲁迅，要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云云；同时，全国各地掀起了建立工农兵学习、研究鲁迅著作小组的高潮，据说光北京就有一千二百多个这样的小组，上海则有五百多个，大家的研究结果，就是借绍兴贫下中农的口说：绝不容许鲁迅当年怒斥过的“蛀虫”、“走资派”，把贫下中农往火坑里推，重演“闰土”、“祥林嫂”的悲剧！

祥林嫂倒是不敢去庙里捐门槛了，但我怕，闰土早在大饥饿年代饿毙了，等不到76年了。如果能等到，至少去鲁迅家里要过粮票。鲁迅可能会给他几斤全国粮票。喏，快回家买些吃的吧。至于教鲁迅用谷子逮麻雀小鸟的田园情趣，都不再有了，因为没有粮食嘛，只能用敲锣打鼓的精神恐吓法直接把麻雀小鸟吓死了。

1981年9月鲁迅百年诞辰，《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时的讲话《论鲁迅》。首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

1986年10月，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的终于开始归学术了！没有求证，不知道是否有人把鲁迅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1996年10月，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中国作协、中国鲁迅研究会、上海作协、上海文联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民族魂——世纪之交的鲁迅”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2006年10月，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绍兴市人民政府、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绍兴文理学院、绍兴鲁迅纪念馆承办，在绍兴举行“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在鲁迅墓前举行公祭活动。

鲁迅离鲁迅本人，终于不再遥远了吧？

最后，画蛇添足，简单谈谈我对鲁迅的评价吧：

第一，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个主将的特性乃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二合一。如果说文学革命仅仅体现在文学之形式也就是白话文学的话，那么鲁迅的白话文学还有文以载道的一面。有些文学评论家，站在纯审美的角度，对鲁迅的文字评价并不高，相反，他们认为他还不如他弟呢，他弟周作人至少是唯美的、人性的、人道的！

就我个人来讲，我很欣赏鲁迅文学所载之道，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人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比如琴棋书画等等至少还有审美的一面，而中国文化传统比如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等却全都是与普世价值不兼容的——的强烈否定。虽然某些方面难免矫枉过正，难免走得峻急，但总的来讲，投枪的方向是对头的。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文化的灵魂是人，所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揭批，又体现在了他对中国国民性及人性的认识，很洞透很深刻，当然有人称之为世故。

不管怎么说，少年的家道中落，让他看透了世道人心；青年的出外留学，加强了他阅人看世的敏锐；本土的绍兴师爷风水，让他的文字具有了刀笔吏的风采；两年的学医经历，让他的文字有了手术刀般的冷峻；日本的人文土壤，让他服膺了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和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这一切，综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文学的鲁迅。

第二，鲁迅服膺的是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和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是个人自由与独立表达，但他却不是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要说局限性，这个才是他的局限性吧。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胡适，其特性一是多元的价值理念，二是多元价值理念下才会具有的宽容意识！鲁迅既没有多元理念，更没有宽容意识，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精神气质，那就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这也是包括毛泽东、甚至红卫兵都能从鲁迅话语系统中抽取对自己有用的资源的主要原因。

第三，五四之后，当时的精英分子主要有两个走向，一个是制度建设，一个是文化启蒙。

制度建设方面，陈独秀李大钊对于苏联制度的向往，属于强行移植，或者凭空嫁接，李大钊因为勾结苏联推翻政府的行为被张作霖政府论作煽颠罪处死了，陈独秀晚年醒悟了，所以都属于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真正具有建设意义的，当是胡适那条，远承辛亥传统的英美式的宪政诉求，近启台湾蒋经国政府的宪政转型。

文化启蒙方面，就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可以说直到1925年，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在强调:“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

鲁迅这两段话里，信息量不少。奴才主持家政云云，与胡适那句“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经典名言高度重合，说明，胡适是在文化启蒙的大背景下，走向了制度建设；而鲁迅是在文化启蒙的潮流下，一路走向了文化启蒙的纵深处，不相信拒绝改造国民性的国民能玩出什么好制度来。至于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他是同样的轻蔑，认定他们是新瓶装旧酒！

对于中国，不管是近代的路径选择，还是未来的路径选择，我都是认定，制度建设与文化启蒙，不可偏废任何一条。正如亨廷顿的那个观点：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林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人听了挺不得劲儿，非得给人改成：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鸡与蛋固然分不出谁是第一因第一力，但是人民与政府，站在历史的长河段里，却不是鸡与蛋的关系，总是先有人民，后有政府的。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这一点，你是不可否认的。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儿女；中国人民非得把自己当儿女，把政府奉作父母；别人都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到我们这里，成了有什么样的儿女，才有什么样的父母。我不知道，这对我们娇嫩的自尊心倒底是慰安，还是进一步的伤害。总之，下一步的落脚点，怎么着也得双管齐下，制度建设与文化启蒙双头并进！

就我个人来讲，我喜欢胡适的为人与制度诉求，当鲁迅批判祥林嫂、华老栓、阿Q、孔乙己的时候，胡适正在呼吁《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人权与约法》、《好政府主义》等；我也喜欢鲁迅对国情民性的洞透与批判，当温和的胡适成为众人口中“我的朋友胡适之”时，孤独的鲁迅正以决绝的姿态，杀向愚民昧众，甚至不惜自剖“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只不过我有一点不喜欢，鲁迅骂胡适帮闲的时候，至少要想想，自己都坦承自己无意之中做过帮凶，也是食人族中走出来的一员，又何必骂人帮闲？

意图伦理方面，鲁迅与胡适都是希望中国一路走好的；但是责任伦理方面，我要对胡适喝彩。因为胡适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实践也是良好的；但鲁迅却一直是矛盾的，死后更被人当作了政治工具。鲁迅不喜欢革命，国民性批判也属改良路径，但是他半路上总向剑与火的革命抛媚眼，喜欢全盘推翻。所以胡适推动制度改良的作为，在他眼里就成了不可容忍的帮闲。鲁迅是写过娜拉的，也认定娜拉出走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堕落，当妓女什么的；一个是回来，重新做笼里的小鸟。但是鲁迅就没有想到，全盘推翻，新制度也没啥好果子，所以晚年的他才会对苏俄制度产生向往，说什么“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胡适就能看出，什么空前的社会制度，简直是空前的地狱；而鲁迅，估计只有地狱里亲走一遭，才能达到胡适的理性认识之高度吧！

逝者长逝矣，来者犹须追。我的意思是说，鲁迅、胡适这一代人走了，但是我们未必能追得上他们。马勇老师说，百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大轮回。我想说的是，马勇老师太厚道了，哪里是轮回，简直是倒退嘛。其它不说，现在的知识分子，能超越晚近以来的知识分子么？前有康有为梁启超，后有鲁迅胡适之。我们连还原他们，给他们一个公允的评价，都倍感吃力与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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