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江汉平原南部水乡玉沙县朱集公社钟村二队，高高低低的土墙茅舍，北靠一条下河，胡乱地组成一个自然村落。大门朝向，东南西北都有，酷似马蜂窝。村南半里，有个天然大水塘，名曰“盂南渊”，所以二队村落也叫“盂南渊”。绕村一遭，六百多亩土地，纵横交叉，高低错落。五十户人家，三百余人口，就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奋斗砥砺前行，饥寒交迫努力抗争。可爱的社员们，有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憧憬，虽然穷，但是，你穷我穷大家都穷。说饭半饱，水灌饱，哪家不是呢？说衣不蔽体，男人袒胸露背，女人羞处时现，司空见惯，谁也别笑话谁。

钟村大队的干部社员，不知道是揶揄，还是羡慕，说二队“得天时地利人和，老享福了！”用比较文雅的话说，二队“得天独厚”。为什么呢？堪称“水袋子”的湖田水乡钟村大队，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老垸堤，向南伸展，直到看不见的远处。二队就“扼守”在垸堤口，一三四五六队的人外出，必须经过二队。二队就成了钟村大队的“门面”。钟村大队自古就有标签：“芦洲畈，大肚汉，十年九不收，发水就讨饭。”“有女不嫁盂南渊，又愁吃来又愁穿。三年不知肉滋味，一世休想穿绸缎。”二队的地势，在钟村大队垫底，那就更加水深火热了。

说二队“老享福了”，还是有依据的。那时的人民公社，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公社干部大多数要下队“蹲点”。蹲点，干部就住在那里，以队为家，与社员们同甘共苦、战天斗地。所有的新政策试行，所有的新良种推广，所有的新运动展开，所有的斗争大会，所有的……都要从干部蹲点的地方开始。说白了，蹲点的队，就是政府农村政策的试验田。钟村大队的蹲点对象就是二队。

二队，就像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几十年来被推搡着折腾来折腾去，要死不活，欲罢不能，弄得社员们，吃的越来越差，穿的越来越破，粮棉产量越来越低，血吸虫病人增加，光棍人数增加，尤其是上吊、投水、喝农药的人数增加……这就是人们口中的“享福”！是褒是贬，就不用多说了吧？

从五十年代以来一二十年，钟村二队迎来过十几个蹲点干部，来时雄心勃勃，去时一声长叹。社员们对蹲点干部，不仅仅是失望，简直是害怕了。来蹲点的干部，好多都是大公无私、意志坚强的的老革命，老红军有之，老新四军有之，老志愿军有之，他们兢兢业业，甚至大部分时候，挽起裤管，撸起袖子，下田劳动。他们谁不愿把来之不易的新中国农村建设好？谁不愿阶级兄弟过上幸福生活？可是，钟村二队呢，比敌军要塞堡垒更难攻克呀！

一九六九年初春，二队蹲点干部曾主任调回公社，另有重任。两个月没人接替他的位置。有人就传说，公社要取消蹲点制度了，至少钟村二队不再蹲点了。二队的社员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好了，再也不用“享福”了。就在人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冷不丁，天上就掉下个龚主任！

龚主任是谁？

接到大队书记良方的通知，二队队长老才，会计兼民兵排长小高，保管员老丁，妇女队长韩梅等一干队委干部，在地里，大眼瞪小眼，都表示不认识。他们经常到公社参加“干部扩大会”，公社的二十几个干部，从党委书记到通讯员，都熟络得很。每次一到会场，不等他们开口，干部们就先笑脸相迎：“享福的人来了！”所有的干部中，没有“龚主任”这个人哪。

老才说了句粗话：“管他娘的是哪路瘟神，来了就知道了。”

几个队委主职干部，按大队书记良方的要求，到垸堤上去迎接。他们还特地带去几个会打响器的社员，手拿鼓钋锣镲，准备热热闹闹把龚主任迎接回来。他们从早晨，等到中午，都没看到垸堤上过来半个人影。正是五月麦收大忙季节，天气热着呢。

“大社员”锁狗子跑来说：“才队长，龚主任进村好久了。你们快回去吧。他在禾场等你们。”

群众口中的“大社员”是一个贬义词。所谓大社员，就是一身的本事，力气超大，农活熟练，却最偷懒；一身的匪气，挑事惹祸，欺负人，老子天下第一。干部们都怕大社员，更不要说普通群众了。

老才不悦地说：“胡说。龚主任难道会飞不成？你狗日的是不是又想偷懒，从地里跑来胡混？”

锁狗子急忙辩解：“是真的。骗你是王八。”

几个人不解起来：“他怎么进村的？”

锁狗子说：“龚主任讲了，他从村西六队那边永东河，泅水过来的。”

几个人不禁笑起来：“嘿嘿嘿。这个人，有故事！”

公社干部，尤其是混到“主任”职位，都是比较高大上的，在普通群众面前，一般很严肃、很正派。威信嘛，不竖起来，今后就压不住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