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分的风裹着沙砾气，往呼和浩特草原的勒勒车绳上钻。楚红岭的牛皮靴踩过结霜的针茅，鞋跟敲出的闷响混着马头琴的颤音，像1970年在边境哨所，秦山河用马刀给她削的柳笛声。她往刚拆封的《蒙古民歌集》瞅，封面的烫金蒙古文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比傅和平修鞋摊的铜钉多了层游牧的野，风一吹，纸页翻动的“哗啦啦”声里，竟裹着点皇城根老槐树的絮语。

“红岭老师，秦先生的序言写得比长调还绕。”年轻的编辑往书里夹了片狼毒花干，花瓣的紫在米白书页上洇出浅痕，“‘红岭的琴声里有草原的风，风里裹着八号院的槐花香’——这风可真能跑。”

楚红岭的银镯子在书脊上轻轻磕了下，声音脆得像门墩石狮子的铃铛。她想起1973年的冬夜，秦山河举着马灯往她的小提琴盒里瞅，军大衣的毛领蹭过琴弦说“你拉的《草原之夜》，有煤棚里的烟火气”。当时他往琴盒里塞了片槐树叶，说“让草原的曲子也认认胡同的门”，现在那叶子早成了标本，压在这本民歌集的最后一页。

“把风筝拿来。”楚红岭往远处的敖包指，经幡在风里飘得像串没写完的谱子。她亲手糊的风筝躺在马鞍上，高丽纸的面上画着八号院的门墩，石狮子的爪子上还留着1955年孩子们踩的鞋印，秦山河系的红绳在风筝尾巴上缠了三圈，说“这绳经风，比任何线都牢”。

编辑往风筝轴上绕线时，发现木头轴上刻着行小字：“1958年楚红岭制”。“这轴比我岁数都大！”他的指尖划过刻痕里的包浆，那层温润的亮比草原的晨露还厚，“秦先生说，当年你们在胡同放风筝，总把线绑在老槐树上？”

楚红岭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点沙砾的黄。她想起1958年的春天，秦山河踩着门墩石狮子放风筝，风筝线突然断了，他追着往护城河跑，军绿色的书包在风里颠得像只雀，喊着“红岭你看，它要往草原飞”。当时那只风筝最后挂在了槐树上，骨架拆下来后，她一直留着，说“等将来去草原，再让它飞一次”。

风突然紧了，楚红岭逆着风举起风筝，高丽纸的门墩在她头顶晃出片浅影。“这石狮子的眼睛，得朝着北京的方向。”她往风筝面上的石狮子指，颜料是用狼毒花的汁调的，红得比傅和平的鞋油还正，“罗素梅说，门墩的眼睛能认路，比任何指南针都准。”

风筝升空时，“哗啦啦”拽着线往云里钻，门墩的影子在草原上滑过，像块会移动的青石板。楚红岭的手往琴盒里摸，翻出根磨得发亮的琴弦，是1966年秦山河从狱里寄来的，说“断了的弦能再接，就像走散的人”。她把琴弦往风筝线上缠了缠，两种线绞在一起的纹路，像她编的民歌集里，草原长调与胡同叫卖的和声。

“您听，这风里有琴声！”编辑突然指着风筝喊，红绳尾巴在风里抖出的颤音，竟和《草原之夜》的前奏一个调子。远处的羊群被惊得抬起头，羊毛的白在风筝的影子里滚，像煤棚地上的雪。

楚红岭的指尖在琴盒上轻轻敲，节奏和着风筝线的震颤。她想起1980年苏季雅刚到八号院，攥着风筝线在煤棚前学步，秦山河举着她的小手说“线攥太紧会断，太松会飞”；想起1990年拆迁时，严晓燕把院里孩子的风筝都收在煤棚，说“等新家盖好，让它们在楼顶飞”；想起叶紫苏寄来的拓片，上面的兰草纹络，和风筝线在空中划出的轨迹一模一样。

夕阳漫过敖包时，风筝正悬在两丈高的地方，门墩的影子与经幡的影子叠在一起，像幅拼贴的画。楚红岭往线轴上绑了片槐树叶，是秦山河托人从北京带的，说“让它带着胡同的气”。树叶顺着线往上爬，像只慢慢爬向云里的虫，要去告诉那只门墩风筝——北京的槐树，又落了一地花。

编辑往民歌集的扉页拍了张照，风筝在照片的右上角，像枚淡青色的邮票。“这张给秦先生寄去，”他往楚红岭手里塞了支笔，“让他看看，他写的风，真把北京和草原系在一块儿了。”

楚红岭的笔尖在照片背面顿了顿，没写字，只画了个小小的风筝，尾巴上缠着根线，一头连着火红的狼毒花，一头连着深绿的槐树叶。风卷着她的琴声漫开来，《草原之夜》的调子裹着风筝线的颤音，往云里钻，往风里飘，像句说了一半的话，一半落在草原的经幡上，一半落在八号院的门墩上。

许多年后，苏季雅在整理秦山河的书稿时，翻出这张照片。风筝的门墩影子旁，有行淡淡的蒙古文，是楚红岭写的“家”。“阿布，这风筝最后飞回来了吗？”小姑娘举着照片问，指尖划过照片里的红绳。

秦山河往窗外的老槐树指，新栽的枝桠上，正飘着只孩子们放的风筝，尾巴上系着片狼毒花干。“它没飞回来，”他笑了，眼角的纹里盛着点晚霞的红，“但它把草原的风，留在了门墩的眼睛里。”而那本《蒙古民歌集》，永远摊在煤棚的木箱上，风筝线与琴弦绞在一起的那页，还留着楚红岭和秦山河的指印，像两个没说出口的名字，在岁月里轻轻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