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初夏的风裹着棉絮味，往纺织厂礼堂的吊扇缝里钻。严晓燕的蓝布中山装第三颗纽扣松了线，是今早秦山河用蒙古刀给她缝的，银线在灯光下泛着细闪，像1966年煤棚里的月光。她往主席台的搪瓷缸瞅，里面的茉莉花茶正冒着热气，茶梗竖在水里的模样，和当年藏手稿的煤棚立柱一个姿态。

“同志们，”严晓燕的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麦克风的电流声混着车间传来的织布响，“咱厂的细纱机转速提了三倍，但有些东西不能快，”她往台下扫了眼，傅和平的儿子傅明远举着面小红旗，红绸边扫过前排的罗素梅，“得像老槐树扎根，一寸寸往深里钻。”

台下的掌声漫上来时，严晓燕的目光在礼堂后墙顿了顿。那里挂着幅“劳动最光荣”的锦旗，边角磨出的毛边和她1966年藏手稿的蓝布帕子一个模样。她想起三个月前接到任命通知，秦山河往她手里塞了片红叶——是1978年在护城河滩捡的，叶脉的纹路像她手掌的生命线，“晓燕你记着，当干部和藏手稿一个理，得把心放正。”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当官，”严晓燕往麦克风前凑了凑，中山装的领口蹭过麦架，“是当年没让秦山河的手稿被烧掉。”这句话像块投入湖面的砖，台下的议论声“哗啦啦”漫开来，傅明远的小红旗晃了晃，旗角扫过他别着钢笔的口袋，那支笔和傅和平修鞋摊的铁砧一个颜色。

严晓燕的指尖在讲台边缘划，木刺扎进掌心的老茧里。她想起1966年的火把映在煤棚的铁皮上，红卫兵的胶鞋踩过秦山河的书稿，她扑过去用后背护住最厚的那本，蓝布工装的后心被火星烧出个洞，现在中山装的同一位置，还留着块补丁，是叶紫苏用兰草纹布补的，说“这洞得用花堵，比任何新布都结实”。

“那天的火啊，”严晓燕往礼堂的吊扇指，扇叶转出的风裹着棉絮，像当年煤棚里的烟灰，“把天都烧红了。我抱着手稿往护城河跑，布鞋的底磨穿了，血珠渗在青石板上，”她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点棉絮的白，“秦大哥后来总说，那些手稿的纸页里，都带着我的血腥味。”

傅明远的小红旗举得更高了，蓝布衬衫的袖口沾着点机油——是帮傅和平给修鞋机上油时蹭的。他想起父亲总在煤棚里说“你严奶奶的手，比任何铁钳都有劲儿，能攥住要飞的纸”，现在看她站在台上，掌心的老茧在灯光下亮得像块老玉，果然比车间的铁砧还结实。

台下第三排的罗素梅往楚红军手里塞了块薄荷糖，糖纸映着严晓燕的影子，在他掌心投下片蓝。“你看她那袖口，”罗素梅的声音低得像纱锭转，“还留着当年补书稿时磨的豁口，说‘这是记号，能认出自己人’。”楚红军往自己军大衣的内兜摸，那里藏着张1966年的布条，是严晓燕从烧着的手稿里抢出来的，现在还能闻到淡淡的焦味。

严晓燕往台下的纺织女工指，最前排的张桂芬正抹眼泪，蓝布头巾的角沾着线头——1973年她生二胎，是严晓燕把藏在煤棚的红糖分给她，说“这糖比任何补品都暖”。“咱纺织厂的布，”严晓燕往墙上的质量奖状指，“织得再密，也得有透气的眼；当干部的官，做得再大，也得记着自己是块啥料。”

礼堂的窗玻璃突然被风吹得“哐当”响，像1966年煤棚的铁皮门被撞开的动静。严晓燕想起秦山河昨天给她送来的书稿再版本，扉页上写着“献给护纸人”，字迹的捺脚处特意顿了顿，像她当年抱着手稿在青石板上踩出的深脚印。现在那本书就放在主席台的桌角，书脊的烫金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比任何奖杯都体面。

散会时，严晓燕的蓝布中山装沾了层棉絮。傅明远举着小红旗跑过来，递上本笔记本：“严奶奶，我爸让我记您的话，说比任何党课都管用。”他往笔记本的封皮指，上面贴着片槐树叶，是从八号院的老槐树上摘的，叶脉的纹路和严晓燕的掌纹一个走向。

严晓燕的手在封皮上轻轻拍了拍，槐树叶发出脆响。她往厂门口的老槐树指，秦山河正举着相机往树上拍，镜头里的晾衣绳上，蓝布衫与真丝衬衫正对着晃，像1966年与1999年在风里握手。“告诉你爸，”严晓燕往笔记本上签了个名字，笔尖的墨在“严”字的竖钩上顿了顿，“护着该护的东西，比当多大官都值当。”

夕阳漫过纺织厂的烟囱时，严晓燕的蓝布中山装在暮色里泛着暗蓝。她往八号院走，脚步踩过满地的槐花瓣，掌心的老茧蹭过口袋里的手稿再版本，书脊的棱角硌着她的掌纹，像条刻在肉里的路，一头连着1966年的火海，一头系着1999年的红旗下。

煤棚的灯亮着，傅和平正举着修鞋锥子往块新铁皮上刻字，火星落在严晓燕的蓝布衫上，像溅起的小星子。“刻的啥？”她往铁皮上瞅，歪歪扭扭的“守”字旁边，还刻着片小小的纸，“比任何厂徽都实在。”傅和平的旱烟锅往铁皮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纸”字的捺脚处，像给当年的焦痕盖了个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