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的风裹着槐花香，往叶紫苏画廊的玻璃展柜里钻。展柜里的秦家砚台泛着老光，青石雕琢的莲花纹虽被岁月磨浅，却比1955年秦山河在门墩旁练字时还温润——砚台边缘的豁口是1966年抄家时砸的，楚红军用修鞋胶和青金石粉补了三年，针脚细得比傅和平补军靴的线还密，现在不细看，竟瞧不出修补的痕迹。叶紫苏往展柜里摆了盏小铜灯，是从八号院煤棚找的旧物，灯芯燃着的暖光裹着砚台，像给1966年的记忆盖了层软纱。

“皇城根记忆展”的木牌挂在画廊门口，字是秦山河写的，墨水里掺了点槐花瓣的汁，比任何油漆都显活。叶紫苏的羊绒围巾扫过展架，上面挂着的老照片里，八号院的门墩石狮子格外熟，1958年楚母带着孩子们在狮旁练字，秦山河举着毛笔，楚红军攥着砚台，罗素梅的羊角辫晃着，和现在展柜里的砚台、毛笔、字帖，像从时光里拓下来的印。“这砚台是红军叔当年偷偷藏的，”她往展柜的标签指，上面写着“1966年，楚红军藏于煤棚夹层”，字迹是楚红军自己写的，比任何说明都实在，“他说‘当年砸坏了它，现在得让它好好站在这儿，记着咱的错，也记着咱的情’”。

楚红军的军靴踩过画廊的木地板，声响比1958年在煤棚帮秦山河搬书架时还稳。他往展柜的砚台望，目光像1970年在草原看冻僵的马那样沉，手里攥着块羊毛帕子，是罗素梅用澳洲羊毛织的，上面绣着个“楚”字，“这砚台的莲花纹，”他往砚台的雕刻处指，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当年我爸总说‘石雕见心性，你这鲁莽性子，得多练练字磨磨’——1966年抄家，我举着棍子要砸它，是我爸从背后拽了我一把，说‘留着它，给孩子们留个念想’，比任何巴掌都让我记牢”。帕子擦过展柜玻璃的声响，像1966年他在煤棚给砚台裹棉絮时那样轻，怕碰碎了这藏了几十年的愧与暖。

罗素梅往楚红军手里递茶杯，青花瓷杯是从内蒙古寄的，杯身上画的草原勒勒车，和1970年扎莫西家的那辆一个旧。“你也别总盯着砚台，”她的声音裹着点软，比1999年在澳洲给楚红军缝棉袄时还柔，“当年你偷偷把砚台藏在煤棚夹层，用棉絮裹了三层，比护着自己的军靴还上心——季雅说‘这砚台补得比新的还好看’，比任何夸奖都实在”。她往展柜旁的老字帖看，是秦山河1955年练书法用的，纸页里夹着的槐树叶还在，叶脉纹路里沾着点墨香，“你看这字帖，”她轻声说，“当年你和山河在门墩旁练字，你总写歪‘和’字，现在倒好，这展叫‘记忆展’，最该记的就是‘和’字”。

叶紫苏突然往楚红军手里递纸笔，宣纸是按老方子做的，比1955年秦山河用的还韧，毛笔是傅和平用老槐树枝做的笔杆，“写个字吧，”她笑着说，声音比1984年出国前在煤棚跟楚红军告别时还亮，“就像小时候在院里练字——当年你总跟山河茬架抢毛笔，现在倒能安安稳稳写幅字，比任何故事都让人高兴”。楚红军的手突然顿了顿，像1970年在草原第一次给马钉掌时那样慌，接过毛笔的动作，比1955年楚母教他握笔时还郑重，“我这字写得丑，”他嘴硬道，却还是蘸了墨，笔尖在宣纸上顿了顿，比任何时候都稳。

秦山河拄着拐杖走进来，蓝布衫的衣角扫过展架，手里攥着本《八号院往事》，书页里夹着的砚台拓片，是1966年他在狱中凭记忆画的。“红军，你这‘和’字写得比当年强，”他往宣纸上的字迹指，声音裹着点笑，“1958年你写‘和’字，把‘口’写成了‘圈’，我还笑你‘像煤棚的老钟口’，现在倒好，这字里的稳，比任何书法老师教的都强”。他往砚台的豁口补痕看，突然伸手摸了摸展柜玻璃，“这补痕的青金石粉，是你从澳洲带回来的吧？”他轻声问，“当年我在狱中想，这砚台要是还在，定是被你藏着，比任何保险柜都安全——现在看来，我没猜错”。

严晓燕提着食盒过来，里面的糖花卷还冒着热气，比1958年在煤棚蒸的还香。“红军，写完字吃个花卷，”她往楚红军手里递，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按楚母的老方子蒸的，加了点红糖，比任何糕点都养人——当年你藏砚台的煤棚，我总在那儿给你们蒸花卷，你每次都抢最大的，比谁都急”。她往展柜里的补丁手绢看，是1966年她给秦山河送的，现在和砚台摆在一起，“这些老物件，”她轻声说，“就像咱院里的老槐树，记着咱的莽撞，也记着咱的暖，比任何账本都清楚”。

楚红军的笔尖在宣纸上落下，“和”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1955年门墩旁的青石板路，能通向过去，也能连着现在。墨汁在宣纸上晕开的模样，比1970年草原的晚霞还暖，围观的人突然鼓起掌，秦念红的声音最亮：“红军爷爷写得好！比我在学校写的还好看！”楚红军的脸一下子红了，像1955年偷喝严晓燕酱菜被发现时那样，却还是把写好的“和”字往叶紫苏手里递：“给你留着吧，”他嘴硬道，“挂在展里，比我这老骨头站在这儿强——当年砸了砚台，现在写个‘和’字，也算给孩子们一个交代”。

暮色漫进画廊时，众人往门口走。楚红军回头望，砚台在暖光里泛着光，“和”字的宣纸挂在旁，老字帖、旧照片、补丁手绢都在展柜里静静待着，像在跟1966年的煤棚、1955年的门墩、2015年的春天，说声好久不见。风里裹着槐花香、墨香和糖花卷的香，楚红军突然觉得——这砚台的豁口、宣纸上的“和”字、众人的笑，早把当年的莽撞、后来的愧疚、现在的暖，都缠在了一起。原来有些物件，从来不是用来记恨的，是用来记着怎么从“错”走到“和”，从“远”走到“近”，比任何道理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