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傍晚时分，公社的通讯员来到村东池塘西边一家独立四合院的院落的门口，叫门：“队长在家么？”闻声走出一位四十多岁，不大像农村人，也不大像城里人的汉子，赤红脸，光着脚，像个庄稼汉；可那套涤卡上装，和塞在口袋里的笔记本，又像是管点事的。看那人对他的敬重，无须细问，他是六队队长，我的爷爷士臣。来人交待队长晚上务必在生产队开会传达上级精神后就离开了。

队长关上竹篱笆门，那竹篱早已褪去绿色，在风的吹拂下咿呀作响。

正对着竹篱笆门五六米的是一棵两搂粗的枣树。老树皮黑褐色，龟裂纹理，虬枝弥漫了土屋形成的四合院。

恰值1960年6月份，石榴花开，那夕阳红皱了石榴花，万绿丛中一点红，娇艳美色不须躲，它正咧着嘴角，仰着烈焰红唇，羞妒着穿着红裙飘飘的四姑。

四姑穿着绣着一对蝴蝶的红布鞋，如麋鹿迅捷轻盈地往东厢房奔，齐腰的黑粗辫子随着她曼妙的腰肢来回摇曳，手端着的一盆热水便溅出几点欢快的水花。屋内传出急急的催促声：“快生出来了，使劲使劲！”

屋外一挺拔英俊的青年男子不安地张望，走动。有时捋一捋黑亮的大背头，有时抬手腕看看上海牌的手表，有时从他的挺索的灰色中山装拿出英雄钢笔写些什么。

大枣树下依偎一五十多岁老汉，不紧不慢地从扎着黑对襟袄的黑布带里抽出别着的大烟袋，装烟，打火点烟，悠悠地吐出缕缕烟来。

西厢房的厨房门，一五十多岁的老妇颠着小脚往锅里舀水，花白的头发披拂在她的慈眉善目上。盖上锅盖，急急地拉着风箱，锅底的火温柔地吻着锅底。这时竹篱笆门外传来一对母女的乞讨声，老妇便从本不宽裕的窝头中拿出一个，柔声细语，交给那乞讨母女……

就在那时，夕阳如火红的灯笼挂在树梢，我“哇”地一声啼哭降临人世间。

我出生后的那几年日子更紧巴。父亲便与一叫小付的工友到兖州东平一带用自行车来贩运粮食。这来回一百公里的里程，当天是要打来回的。回来时往往要赶夜路的。没有月亮的夜晚，骑行在曲折的土路，两旁是高高的庄稼地，哗啦啦地响，很疑心会从那黑黑的高高的庄稼地里窜出什么东西来。偶尔还有树上的乌鸦，“呱”地一声，让人吓得一哆索。

父亲与小付便一路上急慌慌地骑，自行车上驮着二百多斤的粮食，又累又怕。有时远远看到村镇里透出来一两点灯光，便心里感到很温暖，也平添了很大的勇气，脚底下便变得轻松有力，速度在无形中加快了。骑到村镇时，便有半夜里的狗吠声。

两人下车整稳妥车子，喝口水，吃些自家带的窝头，谈会话，便继续赶路。这还好，最怕的是到了我们的县城附近，小付要与父亲分路而行。分道扬镳后父亲的路程还有二十多里路，那心里就有些胆怯。父亲一个人走在半夜的黑路上，便嘴里颤抖着唱一支不成调的歌为自己壮胆。

最怕的是走到离我家还有一里时的一孤坟。父亲说每次到那里时，头发梢都竖立起来。在坑洼的土路旁，那黑黑的孤坟上长着一个歪扭的桑树，树上总是有乌鸦或猫头鹰伫立着，走到时它们有时飞起，有时怪鸣，吓得汗毛眼儿都张开。

父亲到家门口故意咳嗽一声，母亲听到父亲的声音，便急忙来迎，帮着父亲把车子推到屋里。母亲便对父亲说：“你先喝点水歇一会儿，我去给你下一碗面吃。”

母亲便到厨房里，很快那灶下的火苗温柔地舔着锅底，锅里的水热气腾腾，那手擀白面条便在锅里欢快地翻腾。母亲盛了满满一大碗，为父亲淋上几滴香油与葱花，送到父亲手中，父亲接过闻一闻，连叹真香。便在母亲的温柔的注视下香甜地吃起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