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无意之中，徐益棠告诉我，浙江大学吴定良先生的人类学现在还要招研究生，问过他这边是否还有学业好点的学生想去深造的一些话。他当时将这个消息告诉我，并问我愿不愿意去，他可以给吴先生介绍。

我当时一听，觉得继续上学也是个好事，就答应了。新中国刚建立，当时也仅有浙江大学一家正常招生。因其地域原因，他们那儿受战争的影响较小。当时的浙大校长为竺可桢先生，面对时局大变动，他不等不靠，依旧按照原来的学校老规章开始为学院招生。

我当时考虑，工作是迟早的事，再上几年学，多掌握些新知识，将来对国家肯定用处更大。加之当时浙大人类学系没有人报研究生，全系只有一个助教。后来我就认真复习了专业课和外语，准备考浙大。不过，我却担心当时在这边，边政系解散时我还未做毕业论文，不知学历这一项能不能过关。

韩先生给吴定良先生去信说明了我的情况，吴先生回复说学历不要紧，让人这就过去。原来，他那里那年只招到五六个本科学生，研究生当时还没有人报名。

徐益棠先生给我安顿说，去时只需把毕业论文带上就行了。可是，此前我们是四五个人翻译一本《蒙古秘史》，只是将原文翻译成汉文，算不得论文。这样的东西肯定不行。于是，他建议我重新写一篇论文。时间那么紧张，一时却没有好的论题参考。后来，徐益堂先生将他的一摞关于“倮倮”（今天的彝族）的研究讲义给我参考，让我看看能不能闹篇论文搪塞过去。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里的大点的民族，由于地处大山，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不过，这个民族中的故事传说很多。徐先生和马长寿先生在金陵大学和华西大学对这个民族历史都有研究，是仿照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做的。我觉得这个论题还行，向先生还要了一些其他资料，突击着写了一篇关于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大约有两三万字。

这个时候，韩儒林先生还给过我一个题目，就是《论唐代波斯与中国的关系》。波斯是今天的伊朗。但是时间太紧，手头的复习资料也少得可怜，这篇文章最终没能作出来。我将《蒙古秘史》最后章节翻译完了之后，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好带了那篇关于“倮倮”的论文于七月初去了浙大赶考。

那个时候开学都比较晚，到了学校之后，我这才发现，教授民族学的教授都认识我这个学生。因为之前我们一起开过几次民族学的会议，我当时虽然是学生，还是民族学会的秘书呢。参会的教授全国也就是那几个人，互相都熟悉得很。

已经到了这个关键环节，我才听说研究生要考英语。说起来，英语考试倒是很简单，就是将当时的一本人类学的书，选出其中的部分章节要考生当场翻译出来。尽管我自认为英语还不错，闹这号现场翻译的事情，却没有多大把握。

我记得去吴先生家待了两三天，“考场”就设在他家客厅，考生也就我一个人。导师从书架上拿出的那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学者博厄斯的名著，用手随便翻了一章，让我当场翻译。

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这就算给我出题了，以为这只是个小测验，心里倒是一点都不紧张，一个人就那么坐在小凳子上做，用了大半天时间终于做完了。他看了一下我的译文和带去的那篇论文，随后只简单评价说：“嗯，英语还要下点工夫。”论文他也看了看，倒没有说什么。接着，就当面告诉我，好吧，你就在这儿上研究生吧。一个学生单独在老师家客厅设立的考场“考研”，在世界当代教育史上也算得上是个稀罕事情，偏偏这个考生是我，导师是学贯中西的吴定良。老师的一句话，我这个“民国”中央大学的虽然应当毕业、由于战乱没地方领毕业证的大学生，成了浙江大学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