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选夏先生，而不愿继续跟着吴先生做学问？因为，吴先生这个人有个令许多人无法容忍的“怪”毛病——吝啬。他自以为自己脑子里那些东西是“个人财富”，觉得十分珍惜，给学生授课“给”得就不是很彻底。他在给我们讲人类学时，有些资料、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般都不给自己学生好好讲，哪怕看一眼他的讲义都不行。

举个小例子：他讲黄种人和白种人的骨骼区别时，嘴上只说不一样，却不告诉学生为什么不一样、哪些地方不一样。如锁骨，黄种人的锁骨是圆的、扁的，白种人的是三棱状的。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说了不就完了嘛。他保守着就是不给你点这个“关键”的窍门，让人觉得跟着他听课太憋气。一般情况下只有老师肚子里没有学问，没啥可教，他这个人是一肚子学问不愿给学生“倒”。

我这个人也怪，你不说，我就追着屁股问。记得当时我问吴先生，你说人类在骨骼上有啥区别？他支支吾吾就是不说，我就套着他说，啊呀，我是你的关门弟子，你就给我说一下嘛。他还是不说。后来他被我逼得没有办法，就拿来锁骨样本告诉我，黄种人是扁的，白种人是三棱状的，就是有棱棱的。我觉得，他肯定没说完，还有别的地方有鲜明的特征，他却再不说了。我也不好问，再问，他也死活不说。

还有，吴先生自己著的书内容很好，就是不让人看。藏的那些书，也不让人摸。唉，从其他方面讲，这个老头本来是个很好的人，就这个“吝啬”让人受不了。现在想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封建社会培养的学者，时时都觉得他学的那一套就跟木匠学来的手艺一样，轻易把这个弄出去，自己就把吃饭的碗送人了。那个时候的人跟现在不一样，都比较保守。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说的就是那个道理。他那里的标本很多，但是他不轻易拿给学生看。就因为这样，甄选时我选择了夏鼐先生。

不过，吴先生却很是喜欢我，听说我要“跳槽”，很希望我继续做他的门徒。记得第二学期我们出外实习，走的时候，吴先生公开给夏先生说，石兴邦你就不要带了，给我留下。夏鼐先生把他这个意思传达给我，让我决定。我没有同意，继续跟着夏先生实习去了。

其实，夏和吴俩人私交很好。以前，他和吴在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一起工作过。吴先生当时在乡下，还是他亲自给吴写信，邀请吴到浙江大学来教书的。

一听我铁心要搞考古，吴先生也没办法。不过，我跟着夏先生走，他也放心，愿意割爱。我这个他们都挺喜欢的学生不管跟谁，也不会闹出两人之间的不愉快。多年之后，吴老先生到北京来工作居住，我时常登门请他喝茶聊天，也多次提说到这个可乐的事情。那时，老人家已经年纪很大了，我们师生都很怀念在浙大结下来的那份深厚情谊。

我这一生遇到的都是好老师，有些还是大名鼎鼎的老师。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一伙娃娃在乡村大庙里上课，有个老师叫寇怀义，给我的启蒙基点就高。那时，我还是十岁不到的小娃娃，他就给我讲了很多新思想。晚上我就跟老师住在一起，说这呀说那呀，他讲的很多东西都很吸引我。这个人思想很开放，重视艺术、有新思想，要求学生必须写好字，我的书法基础就是那时候跟着他修炼的童子功。

还有一个中学老师，对我影响也很大。他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这个我咋知道的呢？我在报上看见过他“脱离共产党”的“声明”！那个时候的社会情形特殊，今天参加这个党，明天退那个党，脱离党派的学者很多。这个人尽管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却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他最开始在商南当中学教师，是学业上很厉害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他讲起话来就很有革命家的气势，到处宣讲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活到了九十多岁。我很敬重这个启蒙恩师。

到了大学，教授我们蒙古史的老师韩儒林，考古史的夏鼐先生，还有这个可爱的古怪老头吴定良，都是我的好老师。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这些恩师一步步培育的结果。古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