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工作太累人了。每日得上山下山，整天风里雨里地在野外工作，是个费脑力加体力的重活儿。有些局外的干部那时候都讥笑我们“远看像个烧窑的，近看像些挖壕的”。生活中没油、没肉、没菜还不要紧，天天吃高粱土豆，那么大的劳动量，人的肠胃确实受不了。不过，他们当地小伙子还觉得这种伙食比他们家里好得多，吃得很香，也很乐观。像我们这些吃惯了麦面馒头和面条的关中人，根本就忍受不了这种生活，那些习惯吃大米的南方人就更受不了了。

最后，经过交涉，当地粮站给考古队“优待”了很多，供应的面粉尽管不怎么白，份额搭配标准起码是多了些麦面。

我们的宿舍，睡的是自己用木板支的床，木板是借老乡的，有薄有厚，根本支不平。加上被盖褥很薄，咋样躺着都不舒服。办公画图用的桌子，都是老百姓家里很粗糙的榆木桌子，上边全是小槽，画图铅笔的笔尖常常被折断，闹得人很憋气。坐的凳子腿也不稳，晚上写资料点的还是煤油灯，熏得人第二天鼻孔都是黑的。

记得有一年过“建军节”，组里想为大家改善一次生活，派车到长治买肉。回来的路上，到了沁水县城却下起了大雨，汽车上不了山。天气很热，肉就有些变味，炊事员只能在县城找地方把肉煮熟撒着盐存放，又等了几天，送到了发掘工地，用那肉蒸出的包子连林场的狗都不吃……面对艰苦环境，很多人就有怨言。没办法，作为一个“老野外”，我能理解这一切，就先去拿了两个包子，大家才不作声都领了饭。

说到野外考古工作的苦楚，那真是一言难尽。自己受苦不算，还得害累家庭。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儿子都在上学，爱人在中学做教师，我这一离开，七八岁的孩子不但没大人管，就那么点孩子，还都替妈妈操心，不但自己得学会洗衣服，还得学着生煤炉子做饭。第一年，我们在山西下川做了一个初步的考察，在“富裕河圪梁”发掘的地方比较大，目的是为了训练人员。主要活动点有舜王坪、下川盆地，重点是在下川盆地。那是一块大概有五六十亩大小的小盆地，文化堆积有五六米厚。当时，我们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来了五六个人，山西大约有十五六个人左右，另外各地市也派来了一些干部。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已经负责发掘方面的具体事情了。

第二年，这里开了四个工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做主要工作，山西做辅助工作。

我主要负责田野工作的筹划和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但那时我还没有明确职务。我也不考虑那些，一有空就到工地上自主地干自己爱干的活路。除了下川盆地，还有许王坪（隋王坪），堆积都很厚，这些点我都亲自跑去过。尤其是隋王坪，看起来像是平原。在三思崖也开了一个工地，距离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好几里路，我们就住在当地公社。那里深沟中有些洞穴，我们“额外”地去调查和发掘了几个，有文化堆积，但是没发现人骨。第三年，三思崖的发掘才全面展开。首先看里面有没有人骨、有没有壁画等。一共发掘了两个崖，里面有文化遗物，但是没有古代壁画。在三思崖的一个坑中，发现了几片仰韶陶片，由于不是很典型，后来没有对这些陶片追根问底。由于工作量太大，后面还有山，山上还有一些洞，都没有做细致的调查。我自己猜想，这些洞穴可能都有原始人居住的痕迹。

第四年，我们还去看了一下。发现的东西很多，堆积厚一米到一米五，出了大量的碎石片。奇怪的是，那地方土的堆积为灰色。我们最初以为这些是原始人烧过的灰，后来才搞清这是当地的一种自然土。

当时，那里一共是六个工地。我们顺着山梁子上去，一路发现的东西很多。那一片地域，是三县共有的地方比较险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型飞机场。那座山上就和大草原一样，四边都很陡峭，是晋东南的一个军事要地。

这次发掘的东西，都送到了北京，在北京整理，编成稿，费了很多事情。这三年花费很大，培养了很多人才。

虽然圈外人多对下川遗址、白家村遗址不熟悉，但我一直认为，它们和半坡一样，学术价值很高。从这个层面上讲，半坡、下川和白家村遗址的发掘结果，都是中国考古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大手笔，为中国彩陶的起源研究和种粟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坚实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