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31日下午5点整，北京首都机场晴空万里，气温也非常凉爽，没了以往的那种炎热。机场上不断有飞机起飞或降落，把天空搞得格外繁忙。

我和刘春风、陈广斌以及张凯四人从天驿宾馆打车匆匆赶到了机场，拖着沉重的行李包来到2号候机厅4号国际登机口时，已经有许多人等候在那里。他们大概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有的在大厅内焦急地走动，有的坐在座位上张望着出口处。当我们一出现在大厅时，著名作家许淇从座位上站起来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是王福林吗！”许淇老师与我很熟，他这么一说众人就都向我们聚拢过来。

别看我们梦太琦文化影视公司被文联推到前面成为这次活动的具体承办者，但绝大多数的作家和艺术家并不认识我们。他们大多分布在全区各个角落，有的甚至是从基层文联来，很少到自治区文联走动，彼此也就很难熟知。在组团过程中，这些作家艺术家哪个跟我通电话的次数也不低于十次，但有许多是没有谋过面的。一些名作家我当然是认识的，像许淇，他原是包头文联主席，现在虽然退休了，但他的散文作品仍然在全国各类刊物上不断发表，知名度很高，在全国也是很出名的。许老师不但是位著名作家，同时还是一位较有造诣的画家，他的画作使他的生活盈实起来。我与许老师结识是十几年前的事了，1993年，我一边在内师大文学创作研究班学习，一边为作家协会编《文学与世界》，受扎拉嘎胡主席的委托，我到包头文联找许淇老师，那时起我就与许老师认识了，之后在文联一些会议上经常相聚，对这位文学前辈我很敬佩也很尊敬。他也是我们考察团中知名度和威望最高的一位。

我走到许淇老师面前说：“许老师，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许淇却回答说：“没关系，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预定下午六点钟集合，而大家却都提前赶到了集合地点，这种急切心理我非常理解，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特别是去欧洲，全团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过，莫说考察了。

晚上6点整，所有62名团员都集中全了，由于没有喊话筒，只得把大家集中在我和刘春风以及陈广斌周围，然后让康辉旅行社派来的领队孙丽进行点名。我让被点到的同志出来站到另一边，好让大家熟悉，也让我认识一下，便于我开展工作。大多数人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主动走出人群，可有的人不愿意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们都是单位的头儿，平时指挥惯了别人，今天被人所指挥似乎不习惯，只在人群中应了一声，外边的人无法认清他的面孔。这样显然不利于大家相互认识，所以我不断地招呼着被点到者往另一边来，喊得我嗓子发哑。

作家协会副主席、《草原》主编尚贵荣（时任考察团副秘书长）也有些着急，就上前帮我召集大家说：“同志们，来来来，点了名的同志往这边站！”认识他的人比我多，点名这才顺利地往下进行。

接下来我把梦太琦文化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刘春风介绍给大家。

刘春风宣读了自治区文联党组的两项决定：

一，宣布了赴欧考察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乌兰察布市文联主席满都麦被任命为赴欧考察团团长；刘春风和包扎娜任副团长；王福林任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尚贵荣、曼德尔娃和陈广斌。

二，为了加强本次考察的领导力量，体现党组织的作用，文联党组还任命作家刘建国为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有摄影家索云苏荣、作家赵剑华、陈云和宝音。62人组成的考察团中有51人是党员，这样的决定很英明，促使每个党员不但严守纪律，而且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刘春风宣布完两套班子之后，满都麦和包扎娜代表文联讲话，强调了一些纪律和注意事项，刘振国也代表临时党支部讲了话。然后陈广斌和张凯拉起了写有“中国内蒙古作家艺术家赴欧考察团”的旗帜，全团在旗帜下合了影。

由于人多，即便点了名我也不会一下子把大家都记住。全团62人，18名女士，44名男士。其中作家40名，占大多数，画家4名，摄影家6名，表演艺术家2名，舞蹈家4名，书法家4名，音乐家3人，戏剧家1人，编辑2人。既然称得起作家艺术家必然要经过生活的磨砺，成就一番事业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因此考察团的年龄结构相对来讲比较大，平均年龄45岁。

我最担心的是团内有人趁机在国外滞留，团内有两位女作家让我生疑，一位曹颖，另一位是冷雨。

曹颖今年才24岁，生得苗条细柳，白净而秀气，一双大而迷人的眼睛时刻放射出摄入的光芒，说话的声音圆润而响亮，笑声犹如银铃一般美妙，从点名那会儿起我就听到她两次那种甜美的笑声。这笑声我并不陌生，早在组团时她就三番五次地到办公室找我，显示出对这次出国考察的格外热切。她在《草原》发表过不少小说，在地方的一些小报上也发表过一些豆腐块，还自费出版过两本小说集，而且成为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就当之无愧地加入了作家艺术家考察团。

我时刻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昭君花园内格外清静，落日的余晖在窗外萦绕，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给河套老家的朋友辛玉田打电话，要他赶快把他和董尚义、刘世荣的资料寄过来，话说到半路就听到有人敲门，我只得摁住话筒朝门口喊了声：“请进！”

一名美貌的女郎推门飘然而入，她说：“请问，你是王老师吧？”

我说：“我是，你请坐。”

她马上笑起来，那笑声立刻使我迷茫，居然忘了朋友的电话，望她时听到话筒中传来喂喂声，我马上醒过神来对辛玉田说：“对不起，辛老兄，下次再聊吧，我这儿来了客人。”说完就撂了电话。

“我是曹颖，跟你通了许多电话，和你还是后套老乡呢，见了我为什么不和我握握手？”

我受宠若惊地说：“噢！你就是曹颖？很荣幸认识你！”说着把手伸向她，本想握一下放开，谁知这女孩却抓住我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对她的大胆我感到惊诧，对她的美丽我感到有一丝震慑。

接下来她把自己的资料递到我手上，且说：“王老师，帮帮我吧，这次机会对我太重要了，你也许不知道吧，我正在写一部名为《巴黎之恋》的长篇小说，可我从来没有去过巴黎，只是在电视和报纸以及文学作品中了解了些它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个作家没有亲身体验过的生活写出来是枯燥而无味的，所以我要去，必须去，请你务必帮我一把，日后我会感谢你的。”

我当时就说：“既然你不了解巴黎，为什么还要写《巴黎之恋》呢？那可是你不熟悉的生活呀。”

曹颖却回答说：“你不知道，我是在写一个朋友的故事，很动人的，纪实性很强。”她边说边主动坐到我对面，眼睛盯着我看，那么胆大那么放肆。

我赶快低下头来看她的出国资料。

曹颖是巴彦淖尔市临河市人，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造纸厂工作，之后被派到呼和浩特市办事处当业务主管，工资不是很高。她的父母仍然在临河居住，但都退休在家。上述资料没有什么问题，造纸厂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盖有公章的五张空白信纸准备得比较规格，全家户口复印件也都合格，3万元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是未婚这一条很危险。

据负责签证的人讲，有三种人很危险，这些人有在国外滞留的可能：如未婚青年、离异的单身男女和退休人员。未婚青年排在了首位，而曹颖正是这一类，按道理说出国考察人员由大使馆来把关，但我们梦太琦文化影视公司是受文联的委托来具体承办，我是发起人也是组织者，而且还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假如考察团内出现人员在国外滞留的现象，我首先吃罪不轻，无法向文联领导交代，也会使公司从此一败涂地，我本人也就没有什么好结果。

听朋友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旅游团，成员大多是企业家，他们出国前都带了不少钱，甚至把自己的家底也兑换成欧元捆进了旅行包。旅游团的导游和领队在德国法兰克福下飞机后由于天已很晚，怕影响客人休息，就没有及时收走护照，第二天大早领队挨门去收护照时发现所有房间都是空的，原来除个别人没有逃走外，其余人都带护照跑了。回国后领队和导游自然受到了处分，而影响却是无法消除。

这样的事例很多，去欧洲的有，去东南亚的也有，日本韩国更多，所以国家在审查出国资料方面就不同程度地加了些条条框框，设几道保险来把关，第一道关卡就是让你出具单位代码证复印件和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盖有公章和领导签名的空白信纸，如果单位给你提供了这些，那就说明你是该单位的成员，而且单位也同意你出国，这样无形中单位肯定也在把关。第二道关卡就是你的存款证明，必须在银行存三万块钱的至少半年的定期，然后由银行出具证明。这样即便你滞留不回来，国家就可以用你这笔款抵消损失，也叫保险金。第三道不算什么，但你也必须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全家人的户口复印件，用来证明你是国家的合法公民。之外，离异的单身男女必须出具离婚证明，退休人员须出具退休证，总之一条是防备出国人员去而不返。我在组团过程中感觉嫌疑最大的就是曹颖，她说巴黎有她的朋友就更让我不放心，据说她在单位干的也不顺心，政治生命和经济生活都不太满意，这种女孩出国滞留的欲望很大，一旦有机会她是不会放过的。

国人都能听说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干一个小时钟点工就可以拿到8美元，合人民币就是60多元，而在国内你一天也挣不到30元人民币，由于这些诱惑才导致沿海一些居民铤而走险去偷渡，明知犯法还要花大量钱财给社头，然后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通过旅游团和考察团出国滞留不归者应该说比起偷渡者高明许多，前后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偷渡者大多是没有单位的无业游民，而旅游团和考察团必须要求他的团员有单位有工作亦有固定工资、滞留的系数比较低。先前我讲到的整团滞留肯定是有预谋的，而且我还听说有的人贪污受贿后偷偷通过旅行社出国潜逃，有的甚至携巨额资金出逃，所以我必须谨慎再谨慎。

眼前的曹颖是我老乡，虽然她用美色在引诱我，而我头脑很清醒，我不能让她利用，否则就会栽到她身上。她越是对我殷勤我就越发警惕，在看完她的资料后我站起来给她沏茶，从座位到茶几前倒水这个过程中，她的眼睛始终色眯眯地跟着我，眼神是团火，脸上带着微笑，能让你骨软三分。

“王老师，你太客气了，让我自己来吧。”她说着上前从我手中夺走了茶杯，然后热辣辣地扫了我一眼后，继续说，“其实我在读大学时就看过你的畅销书《荒魂》，以及你的成名作《良心楼》，昨天我又在书店买到了你的长篇小说《肉绳》和《少年吕布在五原》，晚上看了一夜，王老师，你的小说真好，我喜欢读你的小说。”

我不由地望她一眼，我知道她是在奉承我，我不可能被她这些奉承的语言所迷惑。我望她时，就见她的眼神很特别，她与我近在咫尺，多情的眼神让人迷离，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然而我转身回到座位上，低头再次审查她的资料，不知为什么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一点破绽，从而也就无法拒绝她的申请。嫌疑必定是嫌疑，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决定把她的资料交给大使馆审查，能够通过是她的幸运，通不过算她命运不佳，她也就怪不得我了。于是我说：“你把资料放下吧，等签证的消息吧。”

曹颖很高兴，说我请你吃饭吧。我说不行，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回去应付。

之后她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而且还三番五次地到我办公室询问签证的消息，那一阵子我产生一种想法，盼望大使馆把她拒签，因为她滞留的嫌疑太明显了，然而让我没有想到她居然通过了审查。当她得知消息后再次跑到我办公室来请我出去吃饭，好像是我帮了她似的。

我之所以对她产生怀疑是因为她经常对我提起一个叫奇峰的男人，此人是她的大学同学，读完大学之后就出国到了法国，现在在巴黎读硕士，且在一家电子公司兼职，学习工作都很满意，收入也很丰厚。从曹颖的口气中可以听得出，她对奇峰有一定感情，但奇峰对她如何，以及奇峰的婚姻情况她没有说，我也就无法知道。但我却对她实在是不放心，她会不会通过奇峰这个人的关系滞留法国不归呢？她的《巴黎之恋》主人公应该就是这个奇峰，所以我要提防她。

另外一个女孩叫冷雨，这个名字很怪，听了让人浑身发冷，也是个冷美人。

冷雨今年26岁，是一位诗人，出版过两本诗集，在黑山集团公司当文秘，24岁时与公司一名中层干部结婚，一年后离婚。离异女青年拒签率很高，但不知为什么她也没有被拒签，也许是她的资料比较完善吧，签证官无意中手下留情就让她加入了作家艺术家考察团。冷雨这个女人比较成熟，性格也深沉，不像曹颖那么外向，所以我也无法更多地了解她。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成为考察团的一员，我只能对她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上述两位女作家成为我的心头之患，出国前我曾对刘春风和陈广斌说，我们三人要时刻盯着曹颖和冷雨，这是两个危险分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次考察团依托的是康辉国际旅行社，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保险。而旅行社不但有各种保险，而且西欧十一国均有他们的接待处，酒店和中餐馆也熟门熟路，加上像杞导这样经验丰富的王牌导游，考察团的具体工作就比较好做，运作起来方便快捷，领队孙丽也是康辉旅行社派到考察团的。

晚上六点钟，导游杞先生也来到了大家面前，杞导是台湾人，五十多岁，显得很沧桑。这人说话很幽默也很风趣，他在出发前向大家讲了许多注意事项，然后把他的电话告诉大家，假如有人与团员们走散的话，就可以设法找电话打给他。我也对大家讲了，为了方便我和刘春风的手机都办了全球通，而且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每位团员，好让团员走散后随时可以找到我们。

晚上11点55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飞机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的时候，我的心随着也就悬了起来，低头望着机翼下灯火辉煌的首都我思绪万千，虽然为跨出国门飞往向往已久的欧洲那种兴奋不能自已，但也忐忑不安。这种忐忑来自一种无形的压力，也许是我的心理素质太差，导致我近乎心力交瘁。虽然文联党组承担着这次考察的领导作用，但我们梦太琦文化影视公司的担子很重，第一次承办这样的大型活动，心里没有一点把握，我是考察团的秘书长。文联的各部门都是秘书长责任制，这一次也一样，我难以轻松，能否顺利完成文联交给我们这项工作显得至关重要。要知道这也是自治区文联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这样大型的出国考察活动，其深远意义无法用枯燥的语言来形容，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文联的声誉与形象，我的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其次这次活动也关系到我们梦太琦公司的命运，成功就等于挽救了公司，失败就意味着公司面临着散伙。

梦太琦文化影视公司是以影视为主产兼营其他，于2004年10月18日在文联党组直接领导和关注下注册的，虽然有独立法人，但在宏观上受文联领导，事实上离开文联这张招牌公司是无法运营的。公司倾注着文联的心血，文联决心要把这个公司抓起来，立志要打破文联不能办公司、一办就赔钱甚至给文联惹官司的神话。党组在这种情况下倡办了梦太琦这个实体，我是从《草原》编辑部诗歌散文组主任的位置上抽出来筹备梦太琦公司的。公司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分管影视剧的摄制和销售以及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然而2005年1——4月间运作的《牛玉儒》电视剧因种种原因而宣布失败后，我策划的《美丽的河套我的家》，与巴彦淖尔市以及河套酒厂的协商也一直处于难以敲定的拉锯之中；与交通厅商谈的《路长长情绵绵》、人寿保险公司的《好人一生平安》、呼和浩特市委的《走进呼和浩特》也相继落马，而此时公司的人事又出现变动，原任董事长的张树良主动辞职，时隔不久李廷舫老师也辞去了总经理之职。文联在同意了上述二人的辞职后，新任命了刘春风为董事长，我虽然仍任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但义不容辞地被推上了主管经营的位置。

刘春风上任后首先解决了办公条件，除了从创作中心的五楼搬到二楼外，还更新了办公桌，书柜椅子，购置了电脑传真机等，使公司焕然一新，公司员工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振。然而接下来的形势不容乐观，公司开销渐渐加大，而收入等于零。刘春风任梦太琦公司的董事长的同时，还在摄影家协会担任着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常务工作，摄影家协会具体工作时刻离不开他，他几乎没有时间坐到公司办公室，而是为摄影家协会的工作不断地出差，即便如此他还是能够控制住公司的局面，哪怕是遥控，公司在风雨飘摇中努力向前摸索着。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压力很大，能不能让公司起死回生已经成为摆在公司每个员工面前的一个问号。电视剧屡屡失败，股金花去了大半，如果再没有成功的项目，公司就面临着倒闭，文联也感觉到了公司的危机，启发我们要换一种思路开拓公司的业务。

我当时就提出了组织作家艺术家到欧洲考察的设想，这一想法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微薄的利润，更加重要的是扩大梦太琦文化影视公司的影响，从此打开局面开拓业务。这一提议得到文联的赞同，不错，文联来挑头，梦太琦公司来承办，马上打报告让党组审批。在审批这项报告时同样得到了阿云嘎主席和其他副主席的大力支持。报告马上被批了下来，欧中文化贸易协会的邀请函发来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组团工作，从‘五一’长假之后，我和陈广斌两人以及两名财务就一直坚持在办公室里工作，给文联各协会会员发函，打电话，联系申请参加考察团的作家艺术家。几个人真是夜以继日忘寝废食，累得筋疲力尽，当我们就要出国前，我和陈广斌老师都累病了，不得不到医院打点滴。

刘春风在主持摄影家协会的同时也不断地来公司指导工作，有空也同我们一起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经过4个月的努力，赴欧考察团终于组织成功，报名人数居然达到120多人，但因多种原因，有近一半人没有成行，最后确定了63人，送交大使馆签证时，女作家刘书芳莫名其妙地被拒签，她在和我通电话时哭得一塌糊涂。

是啊！假也请了，一切手续也办妥了，亲戚朋友和同事也都知道她要出国考察去了，正当她要风风光光地上路时，一瓢冷水从头泼了下来。我很同情她，但我无力去帮助她，她提供的资料并不比曹颖和冷雨差，大使馆的拒签理由何在我也说不清楚，也许签证官那天心不顺，随便找个人发泄一下，偏巧让刘书芳赶上了，只能怨她运气不佳。

62名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考察团，轰轰烈烈出访西欧不但开创了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的历史先河，恐怕在全国各省市文联也属首例。然而我却始终高兴不起来，手上总是捏着一把汗，此次考察结果怎样我心中无数……

俯瞰着地面上祖国西部一座座城市那耀眼的灯火，伴随着祖国的上空的晨曦我怎么也无法入睡，而身边的摄影家、我的搭档刘春风却睡得像婴儿一样甜美。也许是他经常出差不断地在祖国四面八方飞来飞去的缘故吧，把飞机已经当作了客房，上飞机不久就沉沉睡去，而大多数人都没有睡，毕竟是第一次出国，亢奋使得大家忘记了疲困，在飞机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好在这架飞机是号称的‘空中客车’，能乘坐300来名旅客，很舒适，机顶上有电视播放之外，每位旅客面前也有一台电视屏幕，节目可以自行调整，插上耳机就可以自己看自己的节目。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空姐一个比一个漂亮，亦很热情，不断地给我们送饮料、冰水和啤酒，夜餐和早餐还有白兰地和不知名的洋酒，但空姐不会给你多斟，适量而已，好酒者自然不能尽兴。我吃不惯飞机上那些甜食，两餐只是半饥半饱。

后半夜，我离开座位到机舱后面的卫生间，穿过长长的过道来到了机尾，寻找卫生间时突然发现曹颖和一位男人抱在一起亲吻，吓了我一跳，转身就走。我听到身后那个男人说，让王秘书长看到了。这个男人的声音我很熟悉，他叫毕刚，50岁，是位诗人，办了一个股份制印刷厂，他任总经理兼厂长。

回到座位后我有些茫然，毕刚怎么会和曹颖有了那种关系？一时实在是理不清头绪。造纸业和印刷业有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也许他们是在业务中相识的吧，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一起到过我办公室，即便在文联主持的出国动员会上，他们也还是像第一次见面似的，而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