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2月26日，一只载有78人的英国商船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北上，经厦门、福州、宁波、镇海、上海、山东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于9月5日回到澳门。这只商船名叫“阿美士德”（Amherst）号，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查理·马奇儿班克思（Charles Marjorbanks）派出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的。其主要成员有船长士礼(Captain　Rees)、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化名甲利，甲利乃Charles的谐音）、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H·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Hoo-Hea-mee)。三人的分工是：士礼负责测量沿海海湾与河道的深浅，绘制航海地图；胡夏米冒充船主，主持调查侦察活动，并向沿海中国居民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崇真实、弃假谎略说》、《赌博明论略讲》、《说诚》等小册子；郭士立充当翻译兼医生，在沿海口岸以行医为渠道，试图与当地人民深入接触。当然，船上也装了毛呢、羽纱、棉花、洋布等，以与沿海中国居民做试探性交易。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只商船，却引起了中国最高当局及沿海地方官府的惊慌失措。有意味的是，民间百姓不但对异域之人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反而试图突破当局的种种限制，希望与外夷接触，并对异域文明表示了一定的好奇与向往。如今，现代化语境下，“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这次侦察活动，便需要我们从多种角度特别是文化学的意义上去审视。

首先，“阿美士德”号的首要任务是商业性的。

这是由东印度公司本身的性质决定的。1600年，东印度公司被英国王室授予印度贸易之特权，从此垄断对东方的贸易。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议会废除，但尚保留20年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于清政府长期执行广州单口通商制度，对中外贸易作了种种限制，这在流行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乃人类天赋权利的英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如果说一七九三年、一八一六年英国政府分别派遣专使马戛尔尼(Macartney)和阿美士德(Amherst)来华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乃是官方对广州贸易制度的试图突破的话，那么1832年的“阿美士德”号沿海航行就是民间商业公司的试图突破了。“阿美士德”号出航前，公司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达到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利于英国；摸清中国对西方商品的大致需求和可以开出的价格与中国人出口货的价格以及运输方面的问题。

在厦门，胡夏米对地方官员表达了贸易的意图，水师提督陈化成派人回复他们：船必需尽快离开，所需食物可以免费赠送，但决不允许上岸与百姓接触。胡夏米拒绝了，说他们的惯例是按价购卖。之后，胡夏米给陈化成上书，再次表示中英自由贸易的意图。清方的回复还是那一套：天朝法令，禁止夷人在此地贸易；夷船必需尽快离开，不许上岸并与当地百姓接触，否则严拿百姓，绝不宽容！

对于厦门的商业价值，郭士立认为，厦门港口优良，不论就它的位置、财富或者出口的原料来说，无疑是欧洲人前来贸易的最好港口之一。他断定当地人民似乎是天生的商人与水手，断言商业在此地的开展对于中国与西方“均将带来极为有益的影响”。

在福州，胡夏米给闽浙总督上书，要求与本地人民自由贸易。闽浙总督仍按天朝惯例给予驳回，但免费送给他们鸡猪等物，胡夏米接受了，但对地方政府张贴告示严禁民夷交往表示不满，带人直撞省城福州，强烈要求政府准许民间百姓上船与之交往。当地政府无奈，只好默许，希望他们满意后赶紧离开。

有关福州的商业价值，胡夏米的发现是：福州地理位置非常便利商业，是茶叶理想的输出港，因为到福建直接采购茶叶比从福建转运广州，省时不说，光运输费就能省下一大笔。除此之外，与广州相比，福州也是一个销售英国毛织品更为适宜的地点。

在宁波，胡夏米给宁波知府递禀折，要求通商。地方当局无力阻挡与驱赶“阿美士德”号，只好对内厉禁人民与之接触。胡夏米原本的打算是，货物卖出后，就南下回澳门。但在宁波停留很长时间，却没有百姓敢与他们交易，只好继续北上，离开前给宁绍台道致信，说：“虽今年不准进口买卖，但仰望明年至此，贵国大皇上准商等照例贸易”。对于宁波的商业价值，胡夏米认为它“或许是个生丝与绿茶贸易最称便利的口岸”。

在上海，胡夏米首先致禀苏松太道要求贸易。苏松太道批曰：向无此例，不准！胡夏米抓住他批示中的两处问题大做文章，一处是称他们为“夷”，一处是对胡夏米的信件态度：“原呈掷还”。胡夏米认为，“原呈掷还”有伤国体，是对他们的“凌辱”；大英国不是“夷国”，而是“外国”。苏松太吴其泰回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人，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吴其泰虽然学识丰富，但捱不住他遇上了胡夏米这么一个中国通。胡夏米回复说：其一，贵国古人称朝鲜为东夷，而我们英国本地在贵国西方；其二，大英国属地，在大清国东西北南；其三，大清会典卷十一称苗、羌、蛮貊等，居在中国，与夷人同样；其四，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由此观之，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称大英为夷，不是凌辱又是什么？

面对这么一个中国通，吴其泰只好让步，在致胡夏米的复信中，改称“英国商人胡夏米”、“该商”、“孤船”云云。但有关通商，则是一点也不让步，着令他们回广东贸易，免致后悔云云。前者让胡夏米很满意，后者，胡夏米的通商目的依然没有达到。之前，胡夏米张贴了一些揭帖，对地方民人广而告之：古者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我们有棉纱、西洋布等货要卖，同时要买猪鸡牛羊鱼及新鲜果菜，四方君子不必怀疑，我们公平买卖，两不相欺。问题是地方当局的监视与限制下，收效甚微。

关于上海的商业价值，郭士立认为：“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由于触犯中国法律的顾忌，阻止了船只来此贸易的企图。这些虽然是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阿美士德”号离开上海后到了山东。但他们认为山东出产不多，经济价值不大，因此只在威海卫停了一天，就折往最后两站－朝鲜与琉球。对于贸易要求，朝鲜与琉球的回复与清政府惊人的一致：国有成法，不与外人贸易。当然也有不一致的，比如朝鲜回复说：“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大清国的旨”。胡夏米回曰：“以本国为外国之仆奴，真是凌辱贵国之体面”。比如琉球方面回复说：“敝国蕞尔蜃疆，土瘠地薄，产物无几”，与当年马戛尔尼使华时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中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这次考察的商业收获，郭士立总结如下：“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我的微小的愿望是英国政府将会替英国商人获得这样大的贸易的”。

其次，“阿美士德”号之行还有军事方面的目的。

这是必然的。一则是，东印度公司本身除了商业性质之外，它还是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代理机构，不但有权组建自己的军队，还有宣战与缔结和约的权利。二则是，1816年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失败后，英国国内开始流行这样一种见解：“对于中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进行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根本放弃贸易”。总之，19世纪的英国已放弃用和平方式打开中英贸易的道路了，认准了武力一路。所以，“阿美士德”号一行自然有军事考察的目的。

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以后，第一站到达的是粤闽边境的南澳岛。有关其军事情况，胡夏米报告说：“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五二三七人，其中四○七八名属广东，一一五九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

有关厦门，胡夏米的考察结果是：最大的军舰也能直接进口停泊。

有关福州，他们发现闽江两岸的炮台既没有安置炮，也没人守卫，几近废墟。至于福州附近的炮台，也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郭士立说：“即使这些炮台很完整，清军是既无技能，也没有勇气来保卫它们的。”胡夏米对福建水师的印象是：“中国水师极端怯懦，他们对欧洲船员的恐怖，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有关宁波，地方官吏在阿美士德号未到以前，已经接到驱逐英船的上谕，但浙江提督戴雄与定海镇总兵余步云组织的地方水师拦阻无效，导致阿美士德号然大模大样的开入甬江，这一点令甲利深觉诧异，说：“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

在镇海，胡夏米等考察了镇海炮台，发现仍是年久失修，上面没有架炮，也没有人。

在上海，他们参观了一处清军兵营，发现清军武器混乱，管理很糟。箭挂在墙上，却没有弓，据说弓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他们还参观了500名清军的检阅，发现大部分军人只有一把刀与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炮一般来说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对于吴淞口的军事设防，郭士立评价曰：“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他甚至断定：“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

半年的航行，“阿美士德”号在军事方面的收获可以概括如下：绘制了详尽的航海图，了解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律劳卑事件后，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向巴麦尊提供了军事侵略方案。他在致巴麦尊的信中说：“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具体编配，他建议：

由皇家海军提供：74尊炮主力舰1艘 500人；大型巡洋艘1艘 300人；小型巡洋舰2艘 320人。

由印度海军提供：三等军舰2艘300人；武装轮船2艘200人。

由加尔各答提供：武装轮船1艘100人。

由国内派遣：大型巡洋舰1艘300人；小型巡洋舰2艘320人；陆上部队 600人。

共计：各型船只12艘，士兵2940人。

信中，胡夏米强调，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它的法律规章没有明白固定的条文，对英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不了合理的保护。总之，它的制度与法律是与“人道原则与理性都不相容的”，所以对之必需动用武力。他说，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威信全部一扫而光”。

再次，“阿美士德”号的北航，还搜集到了清朝的诸多政治信息。

这些信息既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国情，还能为将来的武力运用提供决策上的指导与帮助。

其一，胡夏米发现了中国政府的卑鄙与堕落。

在厦门，地方当局无力驱逐胡夏米一行，但是当他们发现有个中国水手认识郭士立之后，就把这驱逐任务转嫁到了这可怜的水手身上，否则就对他施行责罚。为此胡夏米评论说：“这就把政府的极端软弱与不公正暴露无遗了；一个政府竟堕落到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维持外表的尊严，而要人民给予尊敬，真是难以设想的”。胡夏米一行本是自行离开厦门的，但是当他们一离开，厦门政府就“发布了告示，宣称皇朝师船业已将夷船驱逐出境”。天朝政府这种蒙哄骗的特性让胡夏米印象深刻。

在福州，胡夏米还发现中国政府欺软怕硬的特点：“我方愈不屈从，对方就愈会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发现，每件事，无论大小，要是依靠屈求与协商，想从中国政府及其官员那里得到解决，是少有的，或者没有的。但当你的语气一改变，表示出你无论什么风险也要达到目的的决心，特别是当你的要求是建立在公义与公道的基础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快让步”。

由于“阿美士德”号的进港，福建方面把负责拦截的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的顶戴给摘了，陈显生为此致信胡夏米，云：“中华贵国，相距甚遥，四海之中，人皆兄弟。老哥宝舟一来，实谦地主之谊，焉敢不以礼相加？即宝舟亦是装载货物贸易之艘，并非特来此地贻害我们功名。然宝艇未到之先，已奉总督大人檄饬防范。夫防范者何也？只恐敝处百姓渔民，一见远方来孤单船只，争相挤近，登船窥探。尤虑该百姓等，枭心一起，坏事靡轻。我们地方文武官员，甚有干系，不得不如此。况贵国体制，亦有设立关口，遇有外来船只，亦不许轻易而入，必示（须）请示贵国王定夺，虽天各一方，而法度无二。且以此处洋面地方，乃是我们管辖，因宝舟驶到，停泊多日，已被我总督大人，其（具）奏皇上，将我们摘去顶戴。功名富贵，此乃我之命数如斯，何敢抱怨？但老哥不知宝舟来此，即能碍我的功名，若知有碍我们功名，即贵国所载六七十万货物，统行售卖得去，谅不（再）来。大抵贵船多妄听人言，驶入此处，以致累及于我。窃思老哥还要在此销售货物，唯是敝地（地）瘠人贫，又兼年岁饥荒，糊口不足，何能有此重大银钱，相售得起？际此天晴浪静，风帆和平之候，正好驾船放洋之时。若再停留不去，我们获罪靡浅。我与老哥无冤无仇，老哥于心何恐（忍）？祈为明察。如叨谅相爱，务祈作速挂帆开往，俾我们免得重咎。特此布达，并请台安，兼候阖船均好，不尽罄，唯昭不宣。陈显生。”

陈显生这份私信，完全没有中国政府公开的表面上的那种装模作样，所以胡夏米很客气的回了信。对于陈显生的顶戴问题，胡夏米事后评价说：“这件事说明一个政府，自己无力对一艘小船施行其命令，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软弱归咎于人，竟采取惩办下级官员的手段来力图维持自己在群众中的声望，这样的政府实难令人尊敬”。

其二，胡夏米发现中国官民关系形同水火。

由厦门赴福州的路上，胡夏米一行与一个村庄的人民亲密接触。他发现，这些民船包围在“阿美士德”号周围，却没有一只靠近中国官方的师船。百姓对胡夏米解释说：官方师船常常把百姓的东西拿去，一个钱也不给；而胡夏米们则给很好的价钱，所以喜欢夷船。

在福州，壶江乡间父老派代表送“乡人密书”给胡夏米，并且当面说：“我们的官吏都是无赖，但百姓是你们的朋友”。

沿海百姓的善意，让胡夏米想起了广州的民夷冲突，胡夏米认为，那些使外国人遭遇最难堪侮辱的中国人，恰恰是与外国人很少或者没有直接接触的人。由此，胡夏米对中国政府在丑化与妖魔化外国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深表惊叹：“我实在觉得惊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竟有这样的成效，它把中国人对外国人天然的、仁慈的、友好的感情歪屈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常常看到母亲在教她们的孩子用最粗野语言辱骂过路的外国人”。不过，沿海北航让他们发现，中国政府的这种丑化与妖魔化完全失败，郭士立说：“使中国官员最感困恼的莫过于人民表示对我们的友谊，而我们也报之以好意。官员们经常企图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本地人是愚蠢的、不可靠的；另一方面，又用最侮辱性的谕示试图使人们怀着成见来反对我们。但是不管在哪一方面，他们都没有得到成功，因为这张面纱是太薄了，掩盖不了他们显而易见的虚伪行为”。胡夏米甚至连中国官吏的那种装模作样也看透了，他认为：中国官吏并不象布告与公文上那样看轻外国人，他们表示轻蔑的优越感是装的，躲避是无奈的，远离外国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只要稍微接近些，对他们威严的自尊心情就会烟消云散了”。

看透中国政府外强中干、卑鄙堕落和其与人民间的真实关系后，胡夏米一行对英国的武力行动更具信心。郭士立认为，英国想与中国通商，“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而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对于福州贸易的打开，胡夏米认为，要求中国政府的许可与恩赐都是不可能的，派四至六艘印度兵船和一艘英皇陛下的巡洋舰一吓唬就行了。因为“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软弱是非常敏感的，又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因此它们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当然了，要对中国政府动武的话，英国的政策还要对中国人民不抱任何敌意，不伤害民船，那么，中国人民“就会请求政府答应我们要求的”。

不得不承认，胡夏米一行确实看透了中国政府的政情。事实上，鸦片战争发动后，英国方面也在广州大贴告示：“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这一手，把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气坏了：耆英与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况说：夷人“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而鸦片战争发生后，道光皇帝之所以很快放弃抵抗，由主剿转向主抚，除了军事上不敌英夷之外，政治上更担心内部人民的叛乱。在广州负责军务的靖逆将军奕山上奏说：“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在浙东负责军务的奕经上奏说：到处是汉奸，他们与犬羊一般的夷人站在一起，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愤恨何堪，笔难宣述。”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奏说：由于英军不犯百姓，彼此相安，所以百姓转以己方军队进剿为虑，鲜有“同仇敌恺之心”。这一切，无不从侧面反应了胡夏米政情考察的准确度。如果不是考察到了这一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勇气与决心将会大打折扣。

最后，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民间百姓对异域文明的向往及与之交流的渴望，甚至有些地方官吏也不无此念，他们与胡夏米们搞出了种种私下小动作，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

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从传统的“夷夏之大防”思想出发的。如果说最初的夷夏之防是出于中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优越感的话，那么到清朝时代，面对西来的异质文化，这种优越感早已演变成一种恐惧。具体来讲，清政府当时有三怕：其一，怕人数众多的汉人反满；其二，怕来之海洋的威胁；其三，怕来之西方的异质文明。后两怕就构成了清政府夷夏之大防的主体思想。如果说陈显生的顶戴事件顶多是虚惊一场的话－胡夏米一行离开后，闽浙总督魏元烺上奏说情，陈显生的顶戴就恢复了，那么在海上最早遭遇胡夏米一行的福建渔民杨妹妹等人就倒了霉－他们在洋面遇见了胡夏米们，用船上鲜鱼换胡夏米船上的米，并接受几本小册子。按郭士立的描述，杨妹妹一行对“阿美士德”号上的建筑与设施深表赞叹与艳羡，以致于郭士立评价如下：“即使是太平洋诸岛上的野人，对我们这只船也不会比这些本地人流露更多的好奇与惊愕的心情”。不幸的是，他们被清方水师发现了，杨妹妹等人的两只渔船被清方水师围住，人被逮走。六个渔民中有三个是十几岁的孩子，政府对其免于处分，另外三个大人，虽然不知对方是夷船，但以鱼易米，特别是拿到夷人送给的书，没有立即毁弃，重杖八十。魏元烺在奏折中替杨妹妹三人解释，说他们目不识丁云云。道光恼怒地批曰：既皆目不识丁，为何送给书本？由此看来，即使是文盲，道光也恐惧他们与夷人接触。对统治者来讲，最根本的恐惧根本不是中外贸易，更不是小民百姓的几文收入，而是中夷接触后中国百姓文化上的觉醒。

道光如果得知胡夏米在福建与一位三山举人的交往，可能就更恐惧了。三山举人在得知胡夏米一行来到福建后，自觉的给其做了内奸，特地写信给胡夏米，说自己有内河水图相送，还说自己上省城福州给他们探视过消息云云。至于哪里有炮，哪里走不得，他也给指点了一下。虽然言辞逻辑有限，信写得一塌糊涂，错字别字漏字甚多，但动机很明显，愿为“大英贵国大船主”效犬马之劳。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汉奸，三山举人有自己的目标，他跟胡夏米说，自己乃天朝的穷举人，想上京求名，所以求夏米老爷赞助一些书和财。这胡夏米居然真的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大概是天朝第一例来自国际友人的“希望工程”捐款了。吃水不忘挖井人，三山举人后来又给自己的恩人写了感谢信，表达了自己甘愿为夏米老爷做牛做马的心愿。

一封是这样写的：“敬禀者，船中各位船主，大英乃是大富大贵之人（大）国，大清乃贫国，福建是贫省，你国富及千万之财，船主乃是富豪之主。可怜福省饥荒两载，百姓犯殃。……船主不知我是何人，我今日特来与你说明，我是大清福建贫举人，可情（怜）我是读书君子之人。今年皇上开大典，广招天下举子，上京求名。我家贫无书财，不能上京求名，饥荒四处求借，无门可入。皇天庇佑，我偶（遇）你船主大驾来处，你是富豪之人，我特来求赠，或银或货，多寡求赐，赠我上京求此功名，日后若得一官，我做犬马愿报大恩。我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我是文（人）不是武人，你行此大恩德，皇天庇佑，平安回国，特来求赠，切不可误也。各位船主顿头百拜。三山举人”。

另一封是这样的：“大英国胡夏米老爷船主大驾：宝舟回国，特来送行。前一日多蒙老爷雅爱，订许今日特来求赠书财。我是贫穷举子，并无一物相送，乃孝子份（奉）母言，令送行，不是下类之人，可怜无恩可报。但愿老爷顺风相送，一路平安。船主老爷乃是大富大贵之人，亮（量）大如海，我乃贫穷举子，不能上京求名，望老爷开此大恩德。举人上京，不比做商，现恭随四人，有富豪之家，上京使去千余银，贫穷之家，多多一（益）善。我举人中有六载，不能上京，今年皇上开大典，广招天下举子，上京求名，蒙天庇佑，相逢贵老爷相送书财，我有日求得一官做，做犬马报你大恩，若不能得官，后世转世做犬马，去你贵国船主家中报恩。老爷行此大德，皇天庇佑，平安回国，一言难尽可也。三山举人顿首百拜。大英国胡夏米老爷船主，顺风相送，一路平安。份（奉）母送行，三山举人百拜”。

看文辞，这“汉奸”真不象一个举人，因为短短的两封信里，他错别字也太多了些，但这并不妨碍他崇洋媚外之情绪的表露。道光执皇帝若知，岂能不恐惧。初见之下，中国百姓就这副德行了，夷夏之大防全放开，那还了得？有意思的是，胡夏米给他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不多，郭士立说他“怀着不满的心情离我们而去了”。

被摘过顶戴的陈显生应该是胡夏米此行印象最深的官员了。其一是陈显生的谦虚，老实向胡夏米承认，英国有许多东西比中国优越，中国的小船根本不能与英船相比，更不是英船的对手；其二是陈显生对望远镜、手枪，甚至胡夏米手中书籍的印工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当胡夏米想赠送给他一些东西时，他又不敢接受，在胡夏米的劝说下，接受了一个望远镜，把它藏“袖子里”，免得上司发现后加以“陷害”。

除此之外，福建还有一些不知名者与胡夏米们亲密来往。

一则是前面所说的那封“乡人密书”，内中云：“我此乡人由古至今未见你外国人物，各人都（见）到你船上悬有一牌，有济世医生，亦有劝赌文辞。亦有你国论文诗书人物品行友爱仁心，可敬可敬矣。只因言语不通，难以交易。我闽省文武员弁兵丁吏役，心事不端……看明，可放火中烧之”。这封信最有意味，“乡人”们显然把胡夏米们当自己人，而把清朝官吏当敌人了。而所谓的烧信，搞得跟地下党似的。

二则是一个想与胡夏米做茶叶生意的，给胡夏米去信，说与夷人通商就要“一家斩头”，上次与胡夏米接触，被官府发现，幸亏“我父亲与老爷相好，才放我回家”。为此他建议英船开回大洋，待官船退后再来商议贸易之事。最后也要求胡夏米看完信即烧，说“心家身命俱在于此”。

三者是一个想做外企白领的，给胡夏米写信，说福建官员中就福建将军欢迎英船前来福州买卖，为此他已代胡夏米向将军写出一份递禀，若送到福州将军门下，断无不准，请胡夏米看看禀书写得如何。然后话锋一转：“你船到了福省，代你作个通事，未知用否？”

四者是一个报恩的，说祖宗洋船犯风到英国，劳英国补助送回，所以自己特来报恩。所报有二，一是闽安镇有重兵埋伏，千万进不得，否则有去无回；二是有武夷山茶一匣相送，有银无处买的好茶。

幸亏胡夏米们在福建只闹腾了一星期。否则鸦片战争未开，福建老百姓就和英夷打成一片了，中外之大防就会全面崩溃！

综上，胡夏米一行半年的考察，就把清朝的虚实看透了。

这是英国政府后来之所以敢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所在，更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核心所在。更关键的是，英国了解了天朝，但天朝一点也不了解英国，天朝就在这样一种懵懂中走向了战争。至于民间百姓对中外交往的渴望，对异域文明的向往，由于长期处于王朝循环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导致他们既没有国家概念，也没有民族观念，他们的某些言行在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现代人看来不无汉奸与卖国嫌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民间百姓的这种突破具有文化上的丰富意味，只可惜这些意味都被鸦片战争军事上的侵略性与政治上的非道义性所遮蔽。这是一个王朝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体制的悲剧，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附参考文献：

1.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许地山编：《达衷集》，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3.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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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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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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