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的黄浦江裹挟着咸腥的热浪，将码头的喧嚣，揉碎在浑浊的浪涛里。沈砚之站在“安德烈号”的舷梯尽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装袖口的珍珠母纽扣——这是巴黎定制的成衣，线条挺括得像他此刻刻意绷紧的脊背，却在踏上上海土地的刹那，被潮湿的风洇出一道褶皱。

码头上的人潮像被打翻的蚁穴，黄包车夫的吆喝、挑夫的号子、西装革履者的法语寒暄，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防空警报试鸣，搅成一锅滚烫的粥。他下意识地攥紧了口袋，那里有块温热的硬物硌着掌心——是半块紫檀木片，边缘被打磨得光滑，背面刻着极小的“砚”字，是父亲沈敬之为他取的字。

三个月前，巴黎拉丁区的小公寓里，他收到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只有四个字：“父病，速归”。可等他辗转坐船、火车、再坐船，跨越半个地球赶到马赛港时，第二封电报已经在领事馆的玻璃柜里等了他七天：“父逝，勿念”。发电人是父亲的助手老周，一个总爱把“沈先生”挂在嘴边的中年人，字迹一向工整，那“勿念”二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像被人硬生生掐断的尾音。

“先生，要车吗？霞飞路去不去？”一个黄包车夫凑上来，草帽沿的汗渍洇成了深褐色。沈砚之抬头望去，远处的外滩钟楼正敲响十一点，钟声响得沉闷，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他记得离开上海那年是民国二十年，钟楼的声音清亮得能穿透法租界的梧桐叶，父亲牵着他的手说：“砚之，去学木作吧，木头不会骗人，你刻下去什么，它就长什么样。”

父亲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紫檀匠人”，在霞飞路开了家“沈记木坊”，专做紫檀文玩。可沈砚之知道，那间挂着“非卖品”木牌的阁楼里，父亲从不做文玩，只在深夜用刻刀在木头上划着奇怪的符号，然后交给老周。直到去年冬天，他在巴黎偶遇一位从上海来的留学生，对方压低声音说：“你父亲是‘那边’的人吧？听说最近风声紧，好多人都……”后面的话被咖啡馆的爵士乐吞没了，但他当时端着咖啡杯的手，抖得像风中的芦苇。

“去沈记木坊。”他对车夫说，声音有些发涩。黄包车在人群里穿梭，车把上的铜铃叮当作响，和记忆里父亲刻的紫檀木铃声完全不同——父亲的木铃音沉，像浸在水里的石头，而这铜铃脆得刺耳，像随时会碎掉。

路过法租界与华界的交界线时，他看见几个穿黑色制服的巡捕，正翻查一个挑着红木箱的商人。箱子敞着口，里面露出几匹紫黑色的木头，纹理里嵌着细碎的金星。“是紫檀！”他心里咯噔一下，那是父亲最爱的料子，说“紫檀木性稳，埋在土里千年不腐，像守信用的人”。

巡捕用警棍敲着木头，骂骂咧咧地问：“这里面藏了什么？是不是给共匪递消息的？”商人吓得脸色惨白，一个劲地作揖：“官爷，这是正经木料，运往苏州做家具的，不信您看检疫单……”沈砚之别过脸，指尖的汗已经把口袋里的木片濡湿了一小块，那木头像是有生命，顺着掌心的温度往骨头里钻。

黄包车在霞飞路的梧桐树荫里停下，沈记木坊的招牌还挂在门楣上，“沈记”两个金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黯淡，旁边“紫檀专售”的小字却依然清晰。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风铃没响——那串父亲亲手做的紫檀风铃，去年他离开时还挂在门檐下，此刻只剩下半截红绳，在穿堂风里晃悠。

店里一股淡淡的霉味，柜台后的算盘蒙着灰，几架紫檀木料斜斜地靠在墙上，有几根已经生了白霉。他走到柜台前，看见砚台里的墨汁干成了硬块，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父亲的字迹：“砚之，若归，取阁楼第三层木盒。”字迹有力，最后一笔却微微上挑，像个没说完的尾音。

他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了阁楼，第三层的木板上果然放着个紫檀木盒，锁是黄铜的，形状像只缩小的木铃。他摸出兜里的半块木片，试着往锁孔里一插，竟严丝合缝。“咔嗒”一声，锁开了。

盒子里没有金银，没有书信，只有一本烫金封面的《巴黎木作图谱》，是他去年寄给父亲的生日礼物。翻开第一页，夹着张薄薄的纸，上面是老周的字迹：“沈先生牺牲于五月二十七日，在码头交接‘货’时，被特务伏击。他让我转告您，木坊后院的紫檀木柱里，有他没做完的‘活计’。另，您父亲说，‘砚之的手，是用来刻木头的，不是握枪的’。”

最后一句话的墨迹洇了开来，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血。沈砚之的手指抚过那行字，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握着他的手教他刻第一只木铃，刻刀划破了他的指尖，血滴在紫檀木上，父亲说：“别怕，木头会记住你的血，以后刻出来的铃，就有你的魂了。”

窗外的防空警报突然尖锐地响起，不是试鸣，是急促的短音。他冲到窗边，看见远处的天空掠过几架银灰色的飞机，像一群不祥的鸟。码头上的人潮突然炸开，尖叫声、哭喊声、汽车喇叭声混在一起，黄浦江的浪涛拍打着堤岸，发出沉闷的轰鸣。

他摸出那半块紫檀木片，贴在眉心。木头的凉意透过皮肤渗进来，带着父亲手掌的温度，带着巴黎拉丁区的月光，带着黄浦江的咸腥。他想起父亲常说的话：“紫檀木要在水里泡三年，火里烤三年，才能成器。人也一样，得经点事儿，才知道自己要刻什么。”

警报声里，他对着窗外的天空，无声地说了句：“爸，我回来了。”口袋里的木片似乎微微发烫，像一颗正在苏醒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