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白露的风裹着国子监的墨香，往清华园的柏油路里钻。秦山河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碾过满地银杏叶，车铃在晨光里亮得脆生，比1966年他骑的那辆“永久牌”多了层岁月的钝。严晓燕坐在后座，帆布书包的带子勒着秦山河的腰，里面的《政治经济学》课本硌着他的脊梁，像块没焐热的青砖。

“秦大哥，您这车链子该上油了。”严晓燕的手指在车座的裂缝里抠，指甲缝里还嵌着纺织厂的棉絮，“比傅老先生的修鞋锤还响，在课堂上准能当个闹钟。”她往车筐里的搪瓷缸瞅，里面的豆浆晃出圈白晕，是胡同口张桂芬家新磨的，说“比牛奶抗饿，配油条正好”。

秦山河的脚往脚蹬上使了把劲，车把在晨光里划出道弧线。他想起1978年严晓燕在纺织厂门口等他，蓝布工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张夜校录取通知书，说“我想认字，比别人少挨点骂”；想起1983年她带头搞承包，红漆刷子往墙上拍“敢为天下先”时，鞋跟沾着的棉絮掉在他书稿上，像朵倔强的花；想起叶紫苏总说的“晓燕这性子，是块被砂纸磨过的玉，越磨越亮”。

自行车拐过锣鼓巷时，严晓燕突然拽了拽他的衣角。“停一下。”她的声音压得像煤棚里的私语，往胡同深处的灰墙指——那里还留着片斑驳的白，是1966年红卫兵刷的标语，被岁月啃得只剩个“破”字的残边，墙根的砖缝里，长出丛野菊，黄得比她当年发的红围巾还扎眼。

“就是这儿。”严晓燕的布鞋踩在青石板上，鞋底的纹路里还嵌着1966年的煤渣。她往墙根的老槐树指，树干上的刀痕比傅和平的铁砧还密集，“那天他们把您的书稿往火堆里扔，我抢出来半本，现在还夹在我的笔记本里。”她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点晨光，“我现在信你写的‘苦难会开花’了。”

秦山河捏了捏车闸，“吱呀”一声，车铃被震得响了一下，清越的颤音裹着风漫开来，像1969年那个清晨——他从狱里出来，也是骑着自行车，车铃在空荡的胡同里响得格外脆，严晓燕就蹲在这墙根，往他怀里塞了个热馒头，蓝布帕子里还包着块补丁手绢，说“擦擦脸，别让街坊看见”。

“当年你说我是‘资本主义尾巴’，”秦山河往墙缝里的野菊指，“现在知道这尾巴能结出果子了？”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打趣，手却往车筐里摸，掏出颗水果糖，玻璃糖纸映着两人的影子，“傅老先生说，苦水里泡过的糖，比蜜还甜。”

严晓燕的指尖剥开糖纸，糖块在舌尖化开时，突然想起1966年的冬夜，她往煤棚里钻，给秦山河送棉袄，发现他正就着月光写东西，冻裂的手指在纸上洇出个墨团，说“苦难这东西，熬过去了就是养分，能让花长得更旺”。当时她没懂，只往他手里塞了个烤红薯，焦皮裂开的缝里，冒出的白气模糊了他的稿纸。

“您那本《大青山下》，我翻得纸都酥了。”严晓燕往自行车后座走，帆布书包带在晨光里晃出道白痕，“第73页那段，说‘草原的草被野火烧过，来年长得更密’，我总在车间休息时看，比厂长的讲话提神。”她的声音突然低了，“就像我现在，能坐在清华园里，全靠当年那些烧不尽的根。”

秦山河的脚重新踩上脚蹬，车铃又响了一声，这次带着点暖。他往护城河的方向指，晨光里的水面泛着金波，“你看这河，冬天结着冰，春天照样淌，比任何道理都实在。”他想起1973年在草原，严晓燕寄来的信里夹着片槐树叶，说“胡同的树开始落叶了，草原的草该黄了吧”，现在那树叶早成了标本，压在他的《大青山下》里。

自行车驶进清华园时，晨读的学生从身边经过，书本的翻动声比纺织机的轰鸣温柔。严晓燕跳下车，帆布书包往肩上一甩，突然给秦山河鞠了一躬，蓝布衬衫的衣角扫过车座的裂缝：“秦大哥，谢谢您的车铃。”她没说谢什么，转身往教学楼走，晨光在她身后铺了条金路，像她当年发的红围巾，在岁月里越飘越亮。

秦山河望着她的背影，突然发现车筐里的搪瓷缸还冒着热气。他捏了捏车闸，车铃又响了一声，这次的颤音里，混着1966年的煤烟味、1983年的棉絮香、1995年的墨气，像串被时光串起来的珠子，在晨光里闪着温润的光。

许多年后，严晓燕的孙女在整理旧物时，从笔记本里翻出半本泛黄的书稿。“奶奶，这上面的火烧痕是咋回事？”小姑娘举着纸页问，上面还粘着片干枯的棉絮。严晓燕往窗外的老槐树指，秦山河的自行车就靠在树下，车铃在风里偶尔响一声，“这是苦难开的花，比任何奖状都金贵。”而那声车铃，仿佛还在时光里荡着，把煤棚的暖、墙根的菊、没说出口的谢，都酿成了岁月里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