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芒种的风裹着槐花香，往八号院秦山河的小书房里钻。苏季雅的羊角辫扫过书架第三层，辫梢的狼毒花干簌簌掉渣，正好落在《蒙古民歌集》的封面上——那是楚红岭从草原寄来的，书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羊草，说“让北京的字也沾点草原的气”。小姑娘举着张烫金奖状往墙上贴，红绒边蹭过傅和平送的“最佳养父”木牌，发出“沙沙”响，像老槐树在低声应和。

“阿布快看！”苏季雅的银镯子撞在相框上，玻璃里的秦山河正举着马灯在草原走，军靴碾过的干草在照片里泛着金。奖状上的“全国少儿诗歌比赛一等奖”烫金字在晨光里亮得晃眼，比傅和平修鞋摊的铜钉还耀眼，“评委老师说我的诗像朵会跑的狼毒花。”

秦山河往稿纸上的蒙古字描了最后一笔，笔尖的墨在“家”字的捺脚处顿了顿，像1980年第一次把苏季雅抱进煤棚时，军大衣裹住的那团暖。他接过奖状往书桌旁的空白墙贴，浆糊刷得比叶紫苏拓石刻的墨还匀，“这位置好，左边是红岭阿姨的乐谱，右边是傅爷爷的木牌，”他往窗台上的仙人掌指，那是楚红军从草原带的，“比任何奖杯都体面。”

苏季雅突然踮脚往诗稿上指，铅笔字的“阿布”两个字被涂了又改，像老槐树上反复刻过的身高线：“老师说这句最好——‘我的阿布有两双眼睛，一双看草原，一双看北京’。”她往秦山河眼角的皱纹瞅，那里的笑纹里盛着点槐叶的绿，“草原的眼睛里有马，北京的眼睛里有老槐树，对不对？”

秦山河的手在诗稿上轻轻拍了拍，纸页间的槐树叶标本发出脆响——是1985年在护城河滩捡的，叶脉的纹路像条弯弯曲曲的路。他想起1980年苏季雅刚到院里，攥着块奶豆腐躲在煤棚后，怯生生的眼神像只受惊的小鹿；想起1988年她在假山后埋玉佩，把自己的乳牙和双鱼玉系在一起，说“这样就不会丢了”；想起罗素梅总在煤炉边说的“孩子的心是块新翻的地，播啥种长啥苗，你播的是草原和胡同，她就长出两双眼睛”。

叶紫苏端着绿豆汤进来时，瓷碗的边缘蹭过书架，《大青山下》的再版本从第二层滑下来，扉页上的题字“山河共草木”在地上映出片浅影。“季雅这诗，比我拓过的任何石刻都有灵气，”她往奖状旁边的“最佳养父”木牌指，傅和平凿的纹路里还嵌着点煤渣，“傅老先生当年刻这牌时，说‘养孩子比补鞋难，鞋坏了能钉掌，心坏了可没处补’。”

苏季雅往叶紫苏手里塞了颗奶糖，糖纸在晨光里闪得像蒙古包的银饰：“紫苏奶奶，我的诗里写了您的拓片，”她往窗台上的狼毒花干指，“说它们是草原写给北京的信。”小姑娘突然往煤棚的方向跑，辫梢的红绒球晃得像团跳动的火，“我去告诉傅爷爷，他的木牌有新邻居啦！”

秦山河望着墙上并排的两张奖状，突然发现烫金的“奖”字笔画里，藏着自己当年在草原刻界碑的影子。傅和平送的木牌边缘，还留着1990年刻的小狼毒花，说“这花耐旱，像山河你这性子”，此刻正和苏季雅的奖状在晨光里依偎着，像两滴没干透的墨，晕染出片温暖的痕。

他往书桌上的相框摸，玻璃里的楚红岭正拉着小提琴，琴弓的弧度正好对着诗稿上的“草原”二字。1983年楚红岭寄信说“孩子的眼睛是最好的镜子，能照见没说出口的牵挂”，现在想来，苏季雅诗里的两双眼睛，不正是他藏在心底的两个家么——一个在草原的马背上颠簸，一个在胡同的老槐树下扎根。

煤棚的方向传来傅和平的咳嗽声，混着苏季雅清脆的笑。秦山河往墙上的奖状瞅，阳光从窗棂钻进来，在“两双眼睛”的字迹上投下道金线，一头连着草原的勒勒车，一头拴着胡同的排水沟，像根看不见的弦，轻轻拨动着满室的书香与煤棚的暖。

叶紫苏往砚台里添了点清水，墨条研磨的“沙沙”声里，突然想起1973年在草原，秦山河举着马灯往她头发上瞅，军靴碾过的干草说“等将来有了家，一面墙挂草原的画，一面墙挂北京的字”。如今这面墙，果然被岁月填得满满当当，像首没写完的诗，每笔都蘸着两个家的温度。

暮色漫进书房时，苏季雅把楚红岭寄来的狼毒花干夹进诗稿。秦山河往两张奖状中间钉了根红绳，是叶紫苏纳鞋底剩的，说“这样它们就成一家人了”。绳结在风里轻轻晃，蹭过傅和平木牌上的“养”字，突然觉得这屋里的一切——诗稿、乐谱、木牌、奖状，早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连在了一起，像老槐树的根，在时光的土里越扎越深。

许多年后，苏季雅的诗集再版时，扉页印着那张并排的奖状照片。她的女儿举着书问：“妈妈，阿布的两双眼睛现在看哪里？”苏季雅往窗外的老槐树指，秦山河当年系的红绳还在枝桠上飘，“一双在草原的风里，一双在胡同的月光里，都在看着我们呢。”而那两张奖状，早已被岁月镀上了层温润的包浆，像两颗心，在时光里静静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