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的风裹着沙砾气，往八号院的门廊柱缝里钻。秦山河的蒙古刀在木柱上划出浅痕时，松木香混着槐花香漫开来，像1955年他在煤棚后给楚红岭刻木剑的味道。刻痕的末端特意拐了个小弯，和1958年两人在门墩上比身高时划的记号一模一样，“红岭你看，这是今年的身高，等我回来比”。

楚红岭抱着的书稿在怀里微微颤，牛皮纸封面蹭过她的羊皮袄，蹭出的毛絮落在“图克沁草原”四个字上，像撒了层新雪。她想起1970年秦山河往边境哨所送稿，也是这样捆着牛皮纸，说“红岭，这稿子比我的命金贵”，当时他的手指在“草原”两个字上反复划，指甲缝里还嵌着煤棚的黑灰。

“我帮你守着院子。”楚红岭的银镯子在书稿上轻轻磕，声音脆得像门墩石狮子嘴里的铜铃。她往煤棚的方向瞥，傅和平正往马扎上捆棉垫，是用严晓燕织的毛线毯改的，“山河走了，这院子的人气不能散”。棉垫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比任何沙发都让人踏实，像1966年秦山河蹲在上面写稿时，膝头垫的旧棉袄。

秦山河的蒙古刀往门廊柱的刻痕上再划深半分，木刺扎进指腹的老茧里。他想起1999年楚红岭在内蒙古音乐厅断弦的瞬间，她往台下望的眼神，和此刻自己往她发间瞅的目光如出一辙——那里系着根红绸带，流苏扫过书稿的边缘，像道没说出口的牵挂。

“红岭，”秦山河往琴盒里塞了片狼毒花干，是从草原带的新标本，“这花比琴谱里的耐活，等我回来换盆新的。”琴盒锁扣的凹痕里还留着1999年断弦时的木屑，傅和平用修鞋胶给填了，说“这坑得补住，比任何新锁都藏得住故事”。

楚红岭转身去锁煤棚时，发绳突然松了。红绸带“啪”地落在青石板上，扬起的细尘里，能看见1958年的粉笔灰——当年秦山河把这根绸带系在她的羊角辫上，说“红岭的头发得用草原的颜色捆着”，现在绸面的磨损处还留着小提琴松香的黄渍，是1973年她在草原拉琴时蹭的。

“这绸子比我还经老。”楚红岭弯腰去捡的瞬间，看见红绸带的末端绣着个极小的蒙古字，是“家”的意思。她想起1966年秦山河入狱前，往绸带里塞了张字条，上面写着“等我回来”，后来那字条被她缝进琴盒的衬里，现在还能摸到纸页的棱。

秦山河的帆布包往门墩上靠，包底的补丁蹭过门墩的青苔，露出里面的蒙古语词典——是苏季雅用红绒球做的书签，夹在“归期”那页。“傅大哥的修鞋摊得照看，”他往煤棚的铁砧瞅，上面的修鞋刀还亮着，“晓燕的酱菜坛子别让雨淋着，红岭你……”话没说完，被楚红岭递来的窝头堵了回去。

“路上吃，”楚红岭的指尖在窝头的褶里塞了块红糖，是傅和平从1966年的存货里翻的，“比火车上的面包顶饿。”窝头的热气漫在秦山河的手背上，像1970年草原的篝火，当时他把最后一块窝头塞给她，自己啃着掺了沙砾的干粮。

门廊柱的刻痕在晨光里投下道细影，正好落在红绸带上。楚红岭突然往书稿里夹了片槐树叶，是今早从老槐树上摘的，叶脉的纹路像《八号院的月光》的乐谱线，“这叶子记路，比任何地图都准”。她往秦山河的帆布包侧袋摸，塞进把修鞋锥子——傅和平给的，说“路上有啥松动的，这玩意儿比瑞士军刀管用”。

送别的人群里，严晓燕的蓝布衫在风里晃得像面旗。她往秦山河手里塞了包槐花茶，说“呼和浩特的水硬，泡点老家的花”，茶包的布是用她当纺织厂党委书记时的发言稿改的，“字磨没了，气还在”。傅和平的旱烟锅往门廊柱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刻痕里，“山河，这痕得常擦，别让煤烟熏了”。

火车鸣笛的声音从胡同口漫进来时，秦山河突然往楚红岭怀里抱了抱。红绸带的流苏扫过他的中山装纽扣，那是楚红军给换的铜扣，说“这扣子结实，比塑料的经拽”。“红岭，”他的声音闷在羊皮袄里，“琴盒里的备用弦够用到我回来。”

楚红岭没回头，抱着书稿往煤棚走。红绸带在发间轻轻晃，像根没断的线，一头拴着门廊柱的刻痕，一头系着远去的火车。她往铁砧上的修鞋刀指，阳光在刀刃上晃出的光，正好照在书稿的“归”字上，那里还沾着点今早的槐花香，比任何墨水都洇得深。

煤棚的小马扎上，楚红岭把书稿一本本码好。最上面那本《大青山下》的扉页里，秦山河夹了张老照片——1955年众人在门墩前的合影，她的羊角辫上系着根红绸带，和此刻落在肩头的这根一模一样。风从煤棚的破洞钻进来，吹得书页哗哗响，像秦山河在说“红岭，等我回来比身高”。

暮色漫进门廊时，楚红岭用红绸带把刻痕缠了三圈。绸子在风里抖出的褶皱，和1958年秦山河系在老槐树上的红绳一个模样，当时他说“这绳能锁住岁月”。她往公用水龙头的方向望，严晓燕正举着搪瓷缸接水，缸沿的豁口磕出的响，像在给远去的人打拍子，一下，又一下，都是没说出口的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