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的风裹着沙尘气，往“和平百货”的玻璃门缝里钻。叶紫苏的羊绒围巾扫过旋转门的铜扶手，纹路里的包浆蹭在指尖，像1966年煤棚里的青石板。杰克的皮鞋踩过水磨石地面，反光里能看见傅和平修鞋摊的马灯——现在挂在百货公司的中庭，玻璃罩上的划痕和当年在草原时一个深浅。

“叶丫头可算回来了！”傅和平的旱烟锅在柜台上敲出闷响，烟袋杆的铜头刻着个“和”字，是1955年楚母给刻的，“你严大姐刚还念叨，说波士顿的槐花开得准没院里的香”。他往库房的方向拽叶紫苏，修鞋围裙的带子扫过货架上的蓝布衫，那是秦山河常穿的款式，袖口特意磨出毛边，傅明远说“这才是老少爷们该穿的样”。

库房的木门“吱呀”开时，浮尘在光柱里翻涌，像1973年煤棚里的煤渣。傅和平用修鞋锥子挑开木箱的锁扣，铁环的锈屑落在叶紫苏的手背上，她突然想起秦山河寄来的狼毒花干，花瓣的刺也是这样扎人，却比任何玫瑰都让人记牢。箱盖内侧贴着张老照片——1966年知青点的土坯房，秦山河的蓝布衫搭在马灯上，像片没说出口的暖。

“你瞧这马灯，”傅和平往箱角的铜灯指，灯芯的焦痕里还嵌着草原的沙，“当年你在知青点总抢着挑灯，说‘这光比煤油灯稳，能照见稿纸上的墨’。”马灯的提梁缠着红绸带，是楚红岭系的，说“这铜玩意儿认人，得用点念想牵着”，绸面的磨损处还留着小提琴松香的黄渍，是1970年她在草原拉琴时蹭的。

叶紫苏的指尖在秦山河的手稿复印件上划，纸页的褶皱里能看见煤棚的烟灰。1966年的原稿早被秦山河带去呼和浩特，傅和平却用修鞋胶把复印件粘得整整齐齐，“这字得护着点，比任何印刷品都金贵”。某页的空白处有片槐树叶标本，是苏季雅去年夹的，叶脉的纹路像叶紫苏掌纹里的生命线。

“楚红军那小子的军功章 ，”傅和平往箱底的红绒盒指，三枚勋章 的棱角还闪着冷光，“当年他总说‘这玩意儿不如门墩实在’，却偷偷让罗素梅用红布包了三层。”绒盒的边角磨出了毛，傅和平用修鞋线给缝了，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结实，“老物件得缝住了，别让风刮散了魂”。

杰克往箱里的搪瓷缸瞅，缸沿的豁口磕在掌心，像1955年楚母腌酱菜时用的粗瓷碗。“这是……”他的咖啡勺在裤袋里转了圈，银亮的弧线像叶紫苏给楚红岭缝琴套时的顶针，“比博物馆的展品更有故事。”

“我们都替你收着呢。”傅和平的旱烟锅往箱里的狼毒花干指，是从楚红岭的小提琴里取的，“红岭说这花在戈壁能活三十年，比任何书信都记事儿。”他往叶紫苏手里塞了个蓝布包，里面是半截红围巾，是1966年裹手稿时烧剩下的，“给念北留着，让她知道这红是啥染的”。

叶紫苏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点库房的光。她想起1999年楚红岭寄来的音乐会录像带，断弦的瞬间秦山河往琴盒指的动作，和此刻傅和平往木箱角落瞥的眼神一模一样。录像带的外壳被傅明远用修鞋胶补过，说“这带子比新的金贵，沾着草原的风”。

“八号院的门墩拓片，”傅和平往箱外的铁架上搬，1973年的拓片纸早被岁月浸成琥珀色，“严晓燕每周用棉布擦三遍，说‘这老石头认人，你对它好，它就多留几年’。”拓片的边缘卷了角，他用修鞋锥子给别了根红绸带，“老纸得牵着点，别让拆迁队的人碰着”。

库房的风卷着槐花香漫进来时，叶紫苏往箱里的老照片指，1958年全院在门墩前合影，楚母抱着襁褓里的楚红岭，秦山河的蓝布衫搭在傅和平肩上。“这照片的边角，”她的指尖在苏季雅用红绒球补的豁口处按了按，“比任何胶水都牢。”

离开时，傅和平往叶紫苏的行李箱塞了包槐花茶。茶包的布是用严晓燕当纺织厂党委书记时的发言稿改的，“字磨没了，气还在”。杰克的手轻轻覆在她手背上，婚戒的铂金凉意蹭着她腕间的银镯子，那镯子是秦山河送的，内侧刻着“紫苏”两个蒙古字，1975年他说“这字刻得深，比任何情书都磨不掉”。

百货公司的汽笛响了，惊飞了门口的麻雀。叶紫苏望着库房的木门重新关上，傅和平的旱烟锅在门缝里亮成颗火星，像1966年煤棚里的马灯。她往拆迁中的南河沿望，八号院的老槐树还在风里晃，草绳缠出的螺旋裹着沙尘，像傅和平没说出口的惦念，在时光里慢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