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冬的风裹着雪粒，往呼和浩特新房的窗缝里钻。秦山河的蓝布衫扫过搬家的纸箱，箱角贴着的蒙古文标签是苏季雅写的，笔画里还嵌着点草原的沙，“这字沾着风，比任何封箱胶带都灵”。他往客厅的书架旁挪，实木架的木纹里留着八号院老槐树的影子——是傅和平用修鞋刨子特意打磨的，“老木料得带着点院气，比新家具暖”，书架顶层摆着楚红军修复的砚台，裂纹处的红绸带和楚红岭琴盒上的那根一个鲜亮。

楚红岭抱着小提琴盒走进来时，狼毒花漆的琴身在灯光下泛着光。她的蒙古袍下摆沾着雪，蹲在客厅中央时，动作和1966年在煤棚调琴时的一个轻，“这位置好，”她往墙根的花架旁指，“以后练琴不用怕吵着你写稿了——1973年在草原，我总躲在勒勒车后拉琴，就怕吵着你改《大青山下》的手稿”。琴盒打开的瞬间，干枯的狼毒花干落在地毯上，是1970年草原采风时摘的，现在还夹在《蒙古民歌集成》的第78页，“这花在戈壁能活三十年，比任何书签都记事儿”。

秦山河往茶几上摆槐花茶，搪瓷缸的豁口磕在桌面，是1973年煤棚分窝头时磕的，现在还盛着从八号院公用水龙头接的水。“严大姐寄的茶，”他往楚红岭手里递缸子，指腹蹭过她冻红的指尖，“比城里的咖啡暖——当年你在草原冻得手僵，我就是这样给你捂手，说‘冷天得搓搓，比手套顶事’”。茶梗竖在水里的姿态，和当年煤棚立柱的影子一个倔，楚红岭的银镯子在缸沿轻轻磕，声响脆得像1958年门墩石狮子嘴里的铜铃。

搬家工人往卧室搬书时，秦山河突然想起煤棚的书架。1966年的冬夜，楚红岭举着马灯帮他整理手稿，灯芯的焦痕里还嵌着胡同的灰，“这光比煤油灯稳，能照见字里的草原”。现在那盏灯摆在八号院的展示馆里，玻璃罩上的划痕被苏季雅用红绒球补过，说“老物件的疤，得用念想盖才像样”。“你看这隔壁的钥匙，”他往楚红岭手里塞黄铜钥匙，钥匙链是用煤棚的旧铜片做的，傅和平用修鞋錾子刻了个“红”字，“以后你住这儿，比住北京方便——想回胡同了，咱就一起回去，严大姐的炸酱面永远给咱留着”。

楚红岭往墙上挂琴谱，指尖在《胡同里的月光》的音符上划，墨迹里掺了点槐花瓣的粉。“这曲子得改改，”她的声音裹着点草原的腔调，“加段蒙古长调，比纯胡同调子多份念想——1999年音乐会，你就说‘红岭的琴，一半是草原的风，一半是胡同的月光’”。琴谱的边角磨出了毛，她用羊毛线给缝了，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结实，“老琴谱得缝住了，别让风刮散了魂”。秦山河往她手里塞了块奶豆腐，是从图克沁草原带的，上面的花纹是蒙古文“家”，“这味儿跟扎莫西母亲做的一个样，比任何点心都甜”。

雪越下越大时，秦山河往窗外望，呼和浩特的街景裹在雪里，像1970年草原的雪景。楚红岭正蹲在地毯上捡狼毒花干，蒙古袍的裙摆扫过他的军靴——是当年楚红军送的，鞋底的纹路还留着草原的沙。“红岭，”他突然开口，声音裹着点沙砾的粗，比任何时候都沉，“咱们结婚吧”。这句话像1955年在门墩旁的戏言，当时他揪着楚红岭的羊角辫说“等你长大娶你”，现在却比任何承诺都实在，雪粒打在玻璃窗上的声响，像没说出口的心跳，把岁月里的隐忍都裹进了暖光里。

楚红岭的手突然顿住，狼毒花干落在地毯上，像1973年在草原掉的泪。她抬头时，眼泪正好砸在琴盒上，水珠在狼毒花漆的琴身上漫开，像1966年煤棚地上漏雨积的水洼。“你这老东西，”她的声音裹着点哭腔，却带着笑，“早干啥去了？1975年我从草原回来，在煤棚里拉琴，你就坐在旁边写稿，怎么不说？”她往秦山河手里塞了块红糖，是傅和平从煤棚深处翻出来的，1966年的油纸包还泛着黄，“当年你在煤棚受委屈，我就给你塞这个，说‘甜能压惊，比烟卷管用’——现在倒好，一句话就想把我打发了？”

秦山河的手轻轻覆在她握红糖的手上，指腹蹭过油纸包的褶皱，像1966年在煤棚帮她掸掉肩上的煤渣时那样。“我怕，”他的声音裹着点哽咽，“怕我说了，连现在这样的日子都没了——1970年你在草原差点丢了命，我就想‘只要红岭好好的，啥都成’，后来回了胡同，看着你拉琴、写谱，就觉得这样也挺好，比啥都踏实”。他往衣领里掏，墨玉玉佩的绳结上还缠着片槐树叶，“这玉佩和叶紫苏的玉镯是一对，秦母当年说‘玉认人，总有一天会凑齐’——现在我想，咱也该凑齐了”。

楚红岭往他手里塞了张老照片，是1955年在八号院门墩旁的合影，秦山河的羊角辫扫过她的蓝布衫，楚母的银簪在风里晃。“你看，”她的指尖在照片里的老槐树上划，“当年你就说要娶我，现在才兑现，”她往琴盒里的狼毒花干指，“这花记着草原的风，槐树叶记着胡同的暖，咱的日子，就得这样凑在一起才像样”。秦山河把玉佩放在她掌心，墨玉的凉意裹着他的体温，“以后咱就在这儿住，”他往窗外的雪景望，“冬天看草原的雪，夏天回胡同看老槐树，比任何地方都好”。

暮色漫进新房时，楚红岭把小提琴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琴身的狼毒花漆映着灯光，和秦山河的墨玉玉佩正好成对，风从窗缝钻进来，琴箱发出轻微的共鸣，像1999年音乐会的余韵。秦山河往茶几上添了块槐花茶饼，是严晓燕新烤的，饼上的花纹是门墩石狮子的模样，“等开春了，”他往楚红岭手里递饼，“咱回胡同办个小仪式，傅大哥的相机、红军的军功章 、严大姐的酱菜，都得凑齐了——比任何盛大的婚礼都实在”。

雪停了的时候，月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小提琴和玉佩上，像给岁月盖了层暖烘烘的纱。楚红岭的银镯子和秦山河的蓝布衫衣角缠在一起，像煤棚的两根立柱，牢牢撑着没说出口的暖。远处的街道传来卖烤红薯的叫卖声，和1955年胡同里的调子一个熟，秦山河突然想起煤棚的马灯还亮着，严晓燕正往灯里添煤油，说“这灯得常亮着，比任何路标都能照见回家的路”——而此刻，他和楚红岭的家，就在这琴声与月光里，比任何地方都暖，比任何岁月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