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的风裹着胡同的香，往二环南河沿小区的阳台里钻。楚红军的军靴踩过木地板，声响比1958年在煤棚帮秦山河搬书架时还稳，手里扶着的缝纫机木架泛着老光——是楚母1950年从旗人亲戚家淘来的，铸铁底座上还留着“北平同义成”的錾字，1966年抄家时被他藏在煤棚的夹层里，机身上的漆皮虽掉了些，却比任何新家具都沉实。“罗儿，你看这位置咋样？”他往阳台东侧挪，阳光正好落在机头的旋梭上，“比在澳洲的储藏间亮堂——当年楚母就是在这机子上，给我缝的第一套军装，针脚比任何裁缝都密”。

罗素梅往缝纫机上摆花盆，蓝布围裙扫过机板的声响，像1966年在煤棚帮楚母理线头时那样轻。花盆是从八号院带的粗陶罐，罐身上还留着秦念红画的门墩石狮子，里面栽的茉莉刚冒花苞，花瓣的白在阳光下透着嫩——是她托严晓燕从八号院老花坛移栽的，1955年楚母就在这院种茉莉，说“花儿香能解乏，比任何香包都管用”。“你慢点摆，”她往楚红军手里递抹布，是用澳洲羊毛毯改的，布角绣着个“楚”字，“别碰着花苞——当年在草原，你给马钉掌都没这么急，现在摆个花盆倒慌了”。抹布擦过机身上的漆皮，露出下面的木纹，像给岁月揭了层旧纱。

缝纫机的抽屉被拉开时，里面的顶针、线轴哗啦啦响，都是1955年的老物件。楚红军往里面摸，掏出个铁皮盒，盒盖印着“牡丹”图案，是当年楚母装纽扣用的，现在盛着秦念红送的弹珠——颗颗都泛着亮，比1958年他和傅和平茬架时抢的还圆。“你看这颗蓝弹珠，”他往罗素梅手里递，“念红说‘红军爷爷，这弹珠能记着胡同的路’——比任何纪念品都实在”。罗素梅把弹珠摆在茉莉花盆旁，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弹珠的光映在缝纫机上，像1955年煤棚马灯里的灯芯，暖得人心里发颤。

搬家后的第三天清晨，楚红军牵着罗素梅的手往八号院走。军靴踩过胡同的青石板，声响和1955年上学时的一个熟，路边的早点摊飘着炸油条的香，比澳洲的面包黄油更勾人。“前面就是门墩了，”楚红军往石狮子的方向指，“1966年红卫兵来，是红岭用棉絮裹了它，才没被砸坏——比任何保险柜都护着念想”。罗素梅的手轻轻攥着他的胳膊，像1970年在草原帮他掸掉肩上的雪时那样，“你看那晾衣绳，”她往老槐树的方向望，蓝布衫、碎花裙在风里晃，“和咱1958年看到的一个样，就是多了些小童装，像把日子又绕回来了”。

八号院的凉亭刚修复好，木柱上的漆是傅和平用修鞋颜料调的，颜色和1955年的一模一样。严晓燕正坐在亭里摆茶盘，搪瓷缸里泡着槐花茶，石桌上的绿豆糕是按楚母的老方子做的，糕上的花纹是门墩石狮子的模样。“红军，罗儿，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她往两人手里递茶杯，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这茶是今早摘的槐花泡的，比任何龙井都鲜——当年你从草原回来，我也是这么给你沏茶，说‘冷天得垫垫肚子，比热茶顶事’”。楚红岭抱着秦念红过来，孩子的手里攥着片茉莉花瓣，往罗素梅手里塞：“罗奶奶，这花比澳洲的考拉还香！”

楚红军往石桌上的绿豆糕伸手，动作和1955年在凉亭分点心时的一个急。“还是这味儿，”他咬了口糕，糖渣沾在嘴角，“比澳洲的巧克力实在——当年楚母就是在这亭里，把绿豆糕分给我们八个孩子，说‘慢着点吃，别噎着’，现在倒好，就剩咱几个老的了”。罗素梅笑着给他递纸巾，是用草原的羊毛织的，上面绣着个“罗”字，“你少感慨，”她的声音裹着点笑，“以后咱天天来，跟晓燕他们一起喝茶，比在澳洲冷清着强——当年在草原，你就是这么说‘有朋友的地方，才叫家’”。

秦山河从画廊里走出来，手里攥着本新印的《八号院往事》，扉页夹着片茉莉花瓣——是今早从楚红军阳台摘的。“红军，给你留了本签名版，”他往楚红军手里递书，“里面写了咱在凉亭分绿豆糕的事，”他的声音裹着点感慨，“1958年你抢我糕吃，我还跟你茬架，现在想起来，比任何故事都珍贵”。书里的老照片里，八个孩子坐在凉亭里，楚红军举着绿豆糕笑，罗素梅的羊角辫晃着，和现在两人坐在亭里的模样，像从时光里拓下来的印。

暮色漫进八号院时，众人往凉亭外走。楚红军回头望，修复后的凉亭在暖光里格外静，木柱上的漆亮得像1955年的，石桌上的搪瓷缸还冒着热气，茉莉花瓣落在糕盘里，像给日子盖了层软乎乎的纱。“以后每天都来，”他往罗素梅手里攥，“咱还在这亭里分绿豆糕，比任何旅行都好——当年楚母说‘根在这儿，走多远都得回来’，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往小区走时，楚红军的军靴声和罗素梅的布鞋声，在胡同里缠成了串。风里裹着茉莉香、槐花香和炸油条的香，他突然觉得——这阳台的缝纫机、凉亭的绿豆糕、胡同的青石板，早把1955年的晨光、1966年的煤棚、1970年的草原、2014年的新家，都织在了一起。原来有些归处，从来不是某间屋子，而是门墩的狮子、老槐的叶、朋友的笑，只要这些还在，不管住在哪，都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