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十四年（1501 年）的深秋，淮水畔的山阳县城，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中。清晨的露水，打湿了青石板路。巷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落了满地。吴锐提着刚买的米，脚步匆匆地往家赶。他的妻子沈氏，正临盆在即。

吴家用度拮据，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三间青砖瓦房，坐落在巷子深处。院子里的石榴树，叶子已经泛黄，却还挂着几个红彤彤的果子。

“当家的，你可回来了！” 接生婆推开房门，脸上带着喜色，“生了，是个胖小子！”

吴锐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屋，只见沈氏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却带着笑意。襁褓中的婴儿，闭着眼睛，小拳头紧紧攥着，哭声响亮。

“好，好小子！” 吴锐小心翼翼地抱起婴儿，声音都在发抖。

这个婴儿，就是后来写出《西游记》的吴承恩。

山阳县城，坐落在淮水与运河的交汇处。这里自古便是水陆要冲，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装卸货物。码头上叫卖声、船桨声、马蹄声，交织成热闹的市井图景。

淮水是山阳的母亲河。它浩浩荡荡，滋养着两岸的土地。春天，河边的柳树抽出新芽，桃花灼灼；夏天，芦苇荡长得比人还高，水鸟在其间嬉戏；秋天，河水清澈见底，鱼虾肥美；冬天，河面结起薄冰，银装素裹。

这样的地理环境，让山阳既有南方的灵秀，又有北方的豪爽。南来的商人带来了丝绸、茶叶，也带来了江南的温婉；北往的客商带来了杂粮、皮毛，也带来了北方的粗犷。

这种兼容并包的气质，渗透在山阳的每一个角落。城里的建筑，既有南方的飞檐翘角，又有北方的青砖灰瓦。街上的人们，说话既有吴侬软语，又有北方的铿锵有力。

山阳还是个文脉深厚的地方。自魏晋以来，名士辈出。东晋的鲍照，在淮水边写下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的诗句；唐代的赵嘏，留下了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 的千古名句；宋代的张耒，晚年定居于此，教书育人。

这些先贤的故事，被山阳人代代相传。城里的书院、私塾，遍布街巷。即便是寻常百姓家，也信奉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的古训。

吴承恩的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巷口的老槐树底下，每天都有白发老者给孩童们讲故事。有讲大禹治水的，有讲水母娘娘的，还有讲神仙鬼怪的。

吴承恩周岁时，按照习俗，家里举办了 “抓周” 仪式。沈氏在桌上摆了笔墨纸砚、算盘、铜钱、玩具刀枪。亲朋好友围在一旁，等着看孩子的选择。

吴承恩被放在桌上，眼睛溜溜地转。他看了看算盘，摇了摇头；又看了看铜钱，撇了撇嘴；最后，他伸出小手，一把抓住了那支毛笔。

“好！好！” 吴锐哈哈大笑，“我家承恩，将来定是个读书人！”

围观的亲友也纷纷道贺：“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怕是要当大官、写大文章的！”

沈氏温柔地抚摸着吴承恩的头，眼里满是期盼：“不求他当大官，只求他能识文断字，做个正直的人。”

随着吴承恩渐渐长大，山阳的风土人情，一点点浸润着他的心灵。

每天清晨，他都会跟着父亲去码头。看着来来往往的商船，听着南腔北调的对话。商人们讲着各地的奇闻异事，讲着江南的繁华，塞北的荒凉，岭南的瘴气，西域的风沙。

这些故事，像种子一样，落在吴承恩的心里。他常常缠着商人，让他们再讲一个。那些遥远的地方，那些神奇的经历，让他充满了向往。

巷子里的书铺，是吴承恩最喜欢去的地方。书铺老板是个老秀才，见吴承恩乖巧好学，便允许他在铺子里蹭书读。

吴承恩常常坐在书铺的角落里，一看就是一下午。他识字很早，三四岁时，就能跟着父亲念诵简单的唐诗。到了五岁，已经能独立阅读一些简单的书籍了。

书铺里的书，种类繁多。有经史子集，也有野史稗官。吴承恩对那些神仙鬼怪的故事，格外感兴趣。《山海经》里的奇珍异兽，《搜神记》里的神仙传说，都让他看得入迷。

有一次，他在书铺里看到一本画着猴子的书。书里的猴子，会说话，会走路，还会腾云驾雾。吴承恩看得爱不释手，直到书铺关门，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猴子吗？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这个念头，像一颗萌芽，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多年后，当他创作《西游记》时，这颗萌芽便长成了参天大树，化作了那个桀骜不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山阳的地理与人文，像一双无形的手，塑造着吴承恩的童年。淮水的包容，让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文脉的传承，让他爱上了读书写字；民间的传说，让他的想象力得以无限激发。

这些早期的浸润，看似平淡无奇，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日后创作《西游记》，之所以能构建出一个兼容并包、奇幻绚丽的神话世界，之所以能将各地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融入其中，都与他在山阳的童年经历密不可分。

淮水之滨的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吴承恩的生命，更孕育了他的文学才情。而这一切，都始于弘治十四年那个深秋的清晨，始于那个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