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开工后，郭老还提议我们到当年那个地方去看了看那些遇难者的家属。郭老这个人心很好，他一去，就给那年出事的人家里送了些东西。

我们这次发掘，要比以前郭老第一次做得好得多。一个是兵强马壮，第二个方面是铺排得很开。主要墓葬有汉代的、战国的、殷代的，总共做了上百个。

记得大过年的我们还都在那儿忙活。我们这些实践上的生手，主要做一些好做的墓葬，这次发掘的遗址少，主要是墓葬。

在辉县外面的一个山坡上，我们发掘了一个战国墓，发现的东西较丰富。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几千年的墓葬在历代被盗掘的痕迹都有。这个墓葬是郭老上次在河南探好后未来得及发掘的，中间一下子又隔了八年时间。

殷代有个居住区，是分配由我单独做的项目。当然，夏所长和苏先生也是商量了的。年轻人就得放手锻炼，这是基本发掘呀，发掘规程、要求，都得要我独立动手制定。当然，夏先生和苏先生也常常到我的工地来指导。

当时，我手下有四五个当地民工。说来也挺可笑，我这个“专家”开始的主要“任务”是和我们的探工向这些“土夫子”学习如何钻探、如何认土等这些基本的动手“知识”，开始做得很慢。天气回暖的正月里，我、安志敏、王仲殊等年轻人一人包一个墓，便甩开膀子大干起来。

我做战国墓的“优势”，是夏所长在杭州时带我做过墓葬发掘，我这边也就干得比他们顺手，速度也快，记录也细心。

我们这次去一共有两个发掘任务，一个是已经发现的殷代汉代墓葬。另一个，就是魏国大墓。结果，我们在第二个事情上了当地人的当。他们那里确实有三个魏国大墓，那时候当地那些盗墓的没有盗出来，他们都说那里面东西肯定很多。其实，这些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墓葬被盗过没有，他们希望帮我们挖这个墓的目的，是不管有没有东西，他们都能够赚取工资，他们才不管耽误不耽误我们的宝贵时间呢。他们每天除过吃饭还领5角钱工资，当时那钱真不少啦。有些工厂徒工，月工资才两三元钱。

郭老这个人有时候太迷信这些人，他以前在这边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因为这些当地人，对一些当地的东西比我们熟悉，有时候还真得依靠他们，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何况，有些人在旧社会就是以盗墓为职业的惯盗，经验很丰富。所以，这些人的话，他就多了点盲目相信。

三个大墓同时开始挖的时候，所里多给了四万元。我们当时连墓道一起发掘，工人排队出土，大约有二十几个工人。郭宝钧老先生、苏秉琦和我三个人一人负责一个大墓，大约用了一个半月挖到了底部，结果，下面已经被盗了，剩下的东西不多。这时，我们才知道上了当地这些民工的大当。

虽然墓穴剩的东西不多，但是墓室结构很完整，我负责的那个墓，包括夯土层都做了出来。苏先生负责指导的二号墓，在墓道口只出了一个鎏金马头，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车。快清理完的时候，郭老负责的墓边上出了一个埋藏坑，里面有十几件玉器。这些无意中的发现，最后成了辉县报告中的最大成绩。当然，最后还发掘出了些其他东西。

我负责的那个墓，有十一米深，层层都有东西。夏所长要我先做遗址，主要学习了怎么画图。我印象最深的是，发掘的那个灰坑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

那年冬天气候比较冷，家里把毡袜、毡帽什么的都给我寄来了，但整天干活出力，人经常汗流浃背，这些保暖衣物实际上都没有机会穿用。直到第二年二月，辉县这里的工作才算结束。

辉县发掘，是新中国考古队伍的第一次大练兵。规模不小，收获也不小。那段时间，考古队发生了几件生活小事，虽苦涩难言，现在提说起来却很有些意思。

第一个故事：一顿肉包子，吃“坏”了全队人。大师傅王文祥是北京“御膳房”配属我们考古队当野外炊事员的老炉头。我记得是十月中旬的一天，他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些牛肉，兴高采烈地给大家包了一顿“宫廷牛肉包”。当时，我们工作很忙，包好的包子作为中午饭还是他担着送到工地的。

当时，别说工地上没有水洗手，就是在驻地村庄吃水都很困难。年轻人更是不讲究卫生，一看老王担了两大筐包子来，手也没洗，拍拍土，便抓起包子你七个他八个地大吃了起来。这顿饭后的第二天，全队就害起了一个奇怪的病症——肛周瘙痒！

开始，还只是晚上睡觉痒，就像有许多小虫子从肛门爬进爬出。两天后，大白天也痒得人不能专心工作。这号怪病，痒起来那真是奇痒无比，恨不能用手一直去挠屁眼，却是愈挠愈痒！再说了，这号病毕竟痒痒的地方不方便给周围人交流感受，大家又都不好说破这个事情，开始还都能那么忍着。第三天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交头接耳“交换”了各自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