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枫在战场上早已杀红了眼，他一只手挥舞着一把大刀，另外一只举着一把短枪左劈右击，一个个冲上来的日本兵倒在阵地前面。

日本人似乎看出他是个指挥官，居然用一辆装甲车来对付他。却没有想到杜枫就像一个天兵天将一样，在装甲车密集的机枪封锁下，飞身扑上去一刀砍翻了装甲车上的机枪手，然后把一束手榴弹直接塞进装甲车里，再一脚死死踩在盖子上，不让里面的日军把手榴弹扔出来。周围的日本兵疯狂地朝他扑来。

杜枫站在装甲车上，就像一尊天神，挥舞着手中大刀，劈向他团团围住的日本兵，另外几辆装甲车的机枪也疯狂地向他扫射着。

就在这危急关头，十九路军的增援部队赶到了，一个营的中国士兵，挥舞着大刀从敌军背后杀来。杜枫趁机在手榴弹爆炸前一刻跃身飞下装甲车，身后“轰”的一声巨响，这辆装甲车被炸上了天。

日军的进攻再次被中国守军击退。

第二天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把战火又扩大到江湾和吴淞口一线，企图夺取吴淞炮台，让停靠在吴淞口外面的日军援兵顺利登陆。连日激战吴淞炮台，虽然被日军的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摧毁了，可是中国守军还是在阵地上坚决抵抗，日军始终不能从吴淞口顺利登陆，一架轰炸机反而被中国守军击落了，此次总攻还是被粉碎了。

前线的战事日趋紧张，市里的局面也越发变得混乱起来。更多的人开始逃离上海，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身赴国难，投身到抗日阵营中去。上海的淞沪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着生活在上海滩上的中国人，而是直接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局势，在全国强大的一致抗日的呼声下，一切不利于抗日的行为都遭到了抵制。

地下党上海特委传达中央指示，关于利用上海局势，发起武装起义夺取城市领导权的指示时，遭到了基层同志的激烈反对。

在公共租界的一座拜占庭式的小洋楼二层，地下党的上海特委扩大会议进行得十分激烈。在院子里和外面街面担任警卫的几个人，不时抬起头来看看二楼的窗户。

由于目前的形势，当局放松了对地下党的追捕，但是，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与会者已经是上海地下党全部精英和领导层。万一出事，可就是全军覆没。为此负责警戒的特勤组分外紧张。

院子里的特勤组组长齐大坤，听着二楼隐隐传出的争论声不由皱起眉头。

他对坐在一楼客厅的女主人柳莲珍说：“柳大姐，你上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请他们声音小一点，这么大声音街上都听得见。太危险了。”

位于太华森路的这所拜占庭别墅洋楼，是上海特委机关。假扮女主人的柳莲珍，是一位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地下党。公开身份是个阔太太，实际是上海地下党特委敌工部负责人。

这次会议实在太不同寻常了，为整个上海地下党的安全，她不仅抽调了特勤组所有的力量来担任警戒，自己还亲自担任了最后一道警戒线的指挥。在二楼客厅里主持会议的就是上海特委书记蒯倩华。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华机械厂的老板，一个生意人，而且是和德国人做生意的。

会议在传达中央指示的时候，引发了与会代表激烈的争论。这次中央派到上海来传达指示的特派员就是陆土根。不过，他改了名字，现在的名字叫卢宏君。

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怎么对待十九路军的这次行动？按照中央的要求是，利用这个大好时机迅速成立自己的武装，乘势夺取对上海的控制权。可来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包括上海特委成员，纷纷表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打退日本人的进犯，保卫大上海！上海是中国领土，不管是谁在抗日都应该得到支持。甚至有些同志指出，现在去发动武装起义就会失去民心，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卢宏君对这种观点勃然大怒，他拍着桌子喊起来：“这是什么论调？完全是严重的右倾，是投降主义论调，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否定和背叛！是反革命言论！”

柳莲珍正好推门进来，便客气而严肃地说：“请特派员冷静一点。这里不是苏区的会议室，是上海公共租界，这样大的声音会传到街上。满大街都是巡捕和日本人的坐探，还有国民党的特务。”

卢宏君尽管不服气，还是把声音降低了几分说：“同志，你们是不是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敌人真有这么可怕吗？他们现在无暇他顾，正在忙着对付闸北的日本人。这是我们展开公开武装斗争的最好时机，就像前几年的武装起义那样，可以连续发动数次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来夺取城市政权。”

卢宏君说到当年的武装起义，脸上不由露出一种沾沾自喜的英雄主义气概。

柳莲珍却皱着眉头直接了当说：“卢特派员，今年是1932年，不是1927年。我们也不是在讨论该不该用武装起义来迎接北伐军进城，而是在讨论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入侵，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十九路军，还有上海抗日义勇军，正在闸北前线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家园，你却要求我们这些上海的地下党，在背后捅他们一刀！这样的指示我们不能执行。”

参加会议的傅锡东也说：“对，我们上海特委不能同意中央这个指示，我们应该组织力量投入这次抗战！”

卢宏君越加气愤又敲起桌子来，这次连特委书记蒯倩华都忍不住了。

“卢宏君同志，你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派的特派员，不是封建时代的钦差大臣。我们是在召开上海特委扩大会议，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是来自上海各界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