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四凭着坑蒙拐骗的儒术当上中国皇帝，对付四亿愚民，将就着够用，因为中国人多民傻；但是用来对付西方世界，不够用不说，它还招打！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一般的常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国所走的路线却是，前事懵懂，后事迷糊，始终弄不清自己是老几。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进书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水深火热的三分之二！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像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于咸丰八年（1858）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以为洋人都是他爹，好骗呢——咸丰九年（1859），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时郭嵩焘在僧王营中随幕，其日记载：“怡亲王来营，……入京换约之说始终不能改易。……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 可惜没人听郭的，“怡邸愦愦可笑”。（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于是“杯具”发生，英法联军换约人马在大沽口人仰马翻。咸丰十年（1860），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在通州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19个喘气的。卖瓜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的，就尔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没做成皇帝，但 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坏国者，必先去其礼”。（奕訢：《礼可以为国论》，《乐道堂文钞》，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6页。）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咸丰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三）招打也罢，挨的时候有些种气。不管是臣民面前，还是老婆孩子面前，至少表现得像个爷们儿。看人家崇祯，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也不南下，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哀叹，（史松，林铁钧：《清史编年·第1卷·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登上煤山，找了颗歪脖子树，吊上去了。问题是，咸丰同志做不到这一点。没见棺材的时候，他挺着小肚子嗷嗷叫；待一见到棺材盖，他又气虚心软，只会领导先跑了。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前来报复大沽口被袭之耻，清方居然不在北塘设防。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截击，并表示要与炮台共存亡，咸丰一听不愿意了，给僧王下谕，你不知道那谕有多体贴：“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员代为防守。”（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00页。）咸丰的意思很简单，国家根本在京师，而京师根本在我咸丰。僧王不傻，知道主子什么意思，遂从大沽撤军，英法联军紧随其后，占领了天津。

天津谈判时，咸丰还是对英法所要求的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两条特别不满。虽然这些都是国际惯例了，但是咸丰不管那么多，大清就是国际，大清的规则那才叫国际惯例。听说英法坚执这两条，他就摆出不惜与英法重新开战的优美型姿态，僧王看形势不妙，密奏咸丰帝说“战既不胜，惟有早避”，（文廷式：《闻尘偶记》，《文廷式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8页。）皇帝“巡幸木兰”吧。所谓的巡幸木兰，就是咸丰巡幸河北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国难当头，巡什么幸呢？一者是皇帝走到哪里哪里亮，哪里就得了大幸抽了巨奖；二者，皇帝逃跑不能叫逃跑，只能找个好听的词代理。咸丰也知道这样搞很不要脸，遂下诏说，他要御驾亲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当然对咸丰来讲，御驾亲征是不可能的，他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个才，无非是意思意思罢了，然后王公大臣们都劝他巡幸木兰，他就好意思了，所以诏书最后有一句：着王大臣们对此讨论一下。我们村里有个小娘们，智商情商应该也不低于咸丰。小娘们跟公公婆婆生气，欲跳井唬人，演出了如下片场：坐在井沿上，两腿耷拉在井里，边哭边对着村内喊：快来人呵，有人跳井了！于是村民们就都来了，虽然发现她坐的姿势再安全没有了，根本没有跳的意思，但是劝说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咸丰的王大臣们，跟这些村民一样，都来了。虽然知道自己的领导没意思，但大家还是认真的讨论了。讨论的结果是：

第一，亲征是不行的。地异澶渊，时无寇准啊。

前半句不论，后半句说得极是。真宗年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挥军南下，真宗吓坏了，大臣们都说跑吧，只有寇准说不能跑，皇上得跟我亲征。皇上说，那我去后宫交待一下。寇准心想，皇上一去就被后妃们搂住回不来了，遂拉着真宗袖子不放，直接把他弄到了澶州城下，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打了胜仗，并乘胜签订了城下之盟。问题是文字狱盛行、君主绝对专制到极点的大清王朝比优待士大夫的大宋王朝差远了，纪晓岚那样的文人都成了统治者眼里的倡优，只剩三陪般的娱乐功能了，哪里能出产寇准这样的大臣呢？

第二，巡幸也是不行的。北京都守不住的话，一马平川的热河行宫又怎么守得住？

说得更是了，幸亏英法联军没有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否则大清王朝真的就完了。洋枪队第二任首领白齐文投降太平天国后倒是有过这个意思，曾找机会跟洋枪队的第三任首领戈登商量过，两人合伙，弄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先拿下苏州，然后进入北京，建立一个王国。这美国流氓，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了，汉化了，居然做起了刘邦、项羽般的美梦。戈登没有答应白齐文的建议，这事就黄了。戈登虽然不同意白齐文做中国的皇帝，但是他却相中了李鸿章，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意见，这家伙冲口而出：“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老天爷不帮忙，也不知道打个雷，像帮刘备那样，帮鸿章把手中的筷子打落地上，搞得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鸿章没有贼胆，否则国父这帽子就落不到“孙行者”（康党对孙中山的蔑称）头上了。

第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唐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往四川跑，他儿子李亨就被人劝进了，玄宗一下子被抬举成了太上皇！大明英宗亲征瓦剌，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被蒙古人绑架，英宗弟弟朱祁玉也被人劝进了，英宗别说当太上皇，北京干脆不往回赎他了，您老就在外国政治避难吧！

可以说，第三点才是最可怕的！问题是此时的咸丰非常怕夷人，说：我就是要巡幸，咋了？不让我跑，那你们说说看，谁能给我保证京师安全？随后，王大臣们开会，讨论京师是否能保住，大家也不傻，没一个敢胆保的。咸丰一听，理直气壮地下谕说：“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不著撰人：《英夷和议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6页。）这话矛盾得，看不出他是要亲征，还是要亲逃，他自己的解释是：通州若开仗了，我就坐镇京北，鼓舞士气！

战场在京南，咸丰“亲征”却奔京北！可怜的爱新觉罗家，择优择出这么个无能加无耻的革命接班人！局势让他这么一搅和，北京先就乱了。恭亲王老六搂着皇哥哥的两只脚哭得眼泪哗哗的；惇王奕誴甚至赌气说要到祖陵上撞死自己；其他没资格皇陵前自杀、脚底下搂脚脖子的大臣说：非得杀了端华、肃顺不可，就是他俩一直教唆皇上跑呢。至于京城的百姓，毕竟是皇城根儿的，先富起来的家伙不少，所以大家卷卷黄金细软，开跑了。没有黄金细软的，也怕自己的破烂铺盖被人卷走，人心慌慌无所措手足。再加上政府征调车马的指令，搞得京城出租车陡然涨价，连前门的烧饼也尽被买去。看这苗头，英法没有打过来呢，大清自己先就崩盘了。大家的劝阻下，咸丰谕告：巡幸木兰，那是谣言。朕是天下人主，国难当头，哪有时间去打猎秋游？即使要去，也会明白宣示的。至于征调车马，那是军需。为了平息谣言安定人心，征调的车马一律发还。

明白了吧？政府所谓的“谣言”，恰恰就是事实与真相！大清政府就这样被咸丰搅和得丧失了最后的公信力，当然了，公信这玩艺儿本来就没有多少。只能说，骗术越来越低劣了，更多的是骗自己。咸丰发神经的当口，英法联军开向了通州，咸丰一看拦不住了，遂撤掉天津谈判大臣桂良的钦差使命，另换上怡亲王载垣前往拦截。通州当然也谈不拢，还是那些条款——公使驻京，亲递国书，鞠躬如仪！简直是要咸丰的小命，堂堂天朝皇帝怎么丢得起哪人？于是怡亲王按照咸丰之前的指示，扣押了巴夏礼为首的谈判使团。巴夏礼被扣，谈判崩盘，英法联军在张家湾开火，紧跟着是八里桥大战，被咸丰倚作长城的僧格林沁领导的蒙古骑兵大败。消息传来，咸丰傻了，他所有能想到的对策就是：找点理由，找些保镖，领着妻儿，往北边逃吧！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老婆之一的懿贵妃反对领导先跑。她进言说：“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吴可读：《罔极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由此可以看出，懿贵妃身为女人，比老公素质高了那么一截。只可惜，也仅是年轻时候的灵感一闪，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年老的时候，她可是大清的最高领导，八国联军进中国时，她“亲征”西安比他老公“亲征”承德还要跑得快，“辱莫甚焉”之类的，她就顾不上想了。

（四）跑就跑吧，反正大清的特色就是领导先跑！问题是跑到安全的地方后，好歹反省一下。

面对完全陌生的异质文明，反省可能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时半会、更不是一个人所能搞掂的。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从上到下基本就没什么反省。臣民们不反省也就罢了，领导也不反省，所以历史就只好重演了。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重复。他说得对，但他更多的意思，是指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只有改朝换代没有本质性进步。是啊，别说没有先进政党领导先进理论指导了，就是有先进政党先进理论，也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人说这是历史周期率，我说这是路径依赖。历史的铁轨延伸了两千年，所有的司机只想到了顺轨开车，有些虽然装模作样的下来修轨了，但是修来修去，不是修得比原先还窄，就是修得一塌糊涂。大清呢，面临异质文明的叩关，也算是难得的进步机会，但是，正如周宁所言，制度会使机会变成灾难。大清的制度，导致这艘破船根本无法转身。别说华丽的转身了，笨拙的转身都完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