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没有反省，咸丰也没有反省，结果引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地方跌倒不说，还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而且第二次跌得远远比第一次严重。跌倒之后，没有新的应对办法，至少用传统办法吧，比如学学勾践，卧个薪啊尝个胆什么的。咸丰没有。刚上任那几年，倒是下过两个罪己诏。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在咸丰二年（1852），原因是天灾人祸不断。大的天灾，一是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四川发生7.5级强震，地裂冒水，山体滑坡，房屋倒塌，死伤无数；二是咸丰元年（1851）夏天，黄河在江苏丰县决口，以致于丰县和沛县成了泽国，邻近山东各县也被殃及，遍地饿殍，饥民骚动。大的人祸，不外是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咸丰元年（1851）搞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很黄很暴力，弄得咸丰“心神不宁”。情急之下，咸丰下了个罪自诏，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诏里，咸丰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因循疲玩”，“法令废弛”；一个是自己“薄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云云。但解决办法，惟有“自省愆尤”与“倍深刻责”。（尹福庭：《清史编年·第9卷·咸丰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69页。）说来说去，就是个绿头文件（现在都是红头文件，万恶的旧社会只好称绿了，以示改天换地之别），也不济事的。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咸丰三年（1853）南京被太平军攻下之后，咸丰再次向全国人民道歉。在这个罪己诏里，咸丰态度比原先更诚恳了一些，除了说自己“薄德”之外，还说了句“深惭治理乖方”，（王先谦：《东华录·东华续录·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治国无术。问题是，态度再诚恳，也无济于事。大清的问题，是文化与制度长期积累、交互影响下的路径依赖问题，已处于锁定状态，内部根本无法突破。大清的臣民们更是麻木到了牛马不如的境地，皇上的罪己，既挑动不起百姓的同情，更激发不起大臣们的天良！爱谁谁！

这两个罪己诏是咸丰在即位之初的头几年颁下的，之后，也许是发现罪己顶个球了，他就不再玩这个把戏了。而且，初登宝座的奋发向上也没有了，开始了纵情声色，并且把主意打到了汉家女儿身上。清代家法是极严的，入关之初，顺治帝之母孝庄怕福临被汉家女儿所诱，专门在宫门外竖二块铁牌，上书“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坐观老人，许指严：《清代野记·十叶野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也不知他们是怕小脚，还是怕汉女，总之，小脚的汉家女人成了满族皇帝的禁果。既是禁果，便分外甜了。革命前辈们，就是乾隆同志也仅是在南巡的时候在外面偷偷吃个野食，没成想咸丰同志敢于在这方面进行革改革与突破，当然，主意还是由大臣们出的，说什么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内侍不够用，亲近左右也不能周全，不如雇些民间妇女入内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皇帝就安全了。咸丰一听，妙极，马上弄进几十个汉家女子，每晚抽三位轮值寝宫之外，人手一梆铃，专供敲更。天知道她们是如何敲的，敲着敲着，可能就与皇帝敲上了。敲来敲去，咸丰本来就病病歪歪的身子就更病歪了。于是就吃春药。吃春药吃坏了，御医建议他饮鹿血，借以补阳。于是圆明园里又养上了百只小鹿，专供领导喝血补精备敲更。

咸丰北上抗夷的时候，没来得及带上这些鹿，身体就更差了。国事更是不堪，咸丰就有些破罐破摔。唱戏听曲，打猎泡妞，吃喝玩乐，甚至抽大烟，一样都不少。更不堪的是，这主子自此之后再也不敢回北京了，甚至恭亲王有可能取而代之他也不怕了。他就怕：回到北京后，夷人还来找我麻烦咋办？还想公使驻京、亲递国书并且不叩头咋办？

遗属代表那根正骂咸丰：“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叶赫那拉·根正，郝晓辉：《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骂得不对。咸丰要的就是脸面啊。只不过，要得过份了，在后人眼里，竟有不要脸之嫌了。因为，祖宗的脸面无所谓，祖宗的江山才是正理。有江山在，就有脸面在；没了江山，别说脸面，屁股都没地儿放了。中国的潜规则，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脸面！问题是咸丰的脸和屁股撞车了：明面上，夷人拒绝三跪九叩，让咸丰感觉丢脸；潜底下，夷人打进了北京，让咸丰屁股发烧。最后，脸打败了屁股，咸丰要了脸，屁股没地儿放了，只好到阴间找地儿去了。

（五）咸丰本人笨蛋也就罢了，奈何身边围着一群笨蛋，瘸子里挑将军，他就挑出一个肃顺来。

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又字豫亭、裕亭。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父亲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额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乌尔恭额有正老婆（嫡福晋）一人，副老婆（侧福晋）两人，副副老婆（庶福晋）五人。八个老婆共生八子。正老婆无子，副老婆各有一子，但只有排行老三的端华长大成人，所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是为郑亲王。肃顺是副副老婆生的，排行老六，妾婢之子，只落个闲散宗室。

清朝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等，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分一二三等），辅国将军（一二三等）、奉国将军（分一二三等）、奉恩将军（另外还有奉特旨才加封的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两个爵位，所以清室爵位也可说成是十四等）。总之，同一个爹，不同一个娘，导致了端华能袭第一等爵位，肃顺则嘛都不是。当然，作为闲散宗室，也还是能享受一系列政治特权与优厚待遇的。道光年间，肃顺在侍卫处任职，后来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才算进了宗室爵位之列。清宗室取得爵位的方式有四种，功封、恩封、袭封、考封。所谓的功封，乃因功而封。清朝的功封多为“世袭罔替”。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子孙后代辈辈为王，见了皇帝不参不拜，不接不送，因此也叫懒王。大清历史上总共有十二位王取得了此种爵位：清初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儿子之后改封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雍正时的怡亲王，同治时的恭亲王，光绪时的醇亲王、庆亲王等。所谓的恩封，就是皇帝直系子孙才年满15岁者，由宗人府奏请皇帝封爵。这种王爵多为世袭递降，但也不是无限制的降，有个最低界线，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辅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以后不再递降，均直接世袭。所谓的袭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宗室贵族逝而出缺的时候，由其一嫡子继承一定的爵位。所谓的考封，指的是亲王以下各王公除一子袭封外，其余诸子至二十岁，例得推封。所谓的推封，就是宗人府在人数达到10人以上的时候，派钦定的王大臣试其马、步箭、翻译三项，合格者授予一定等级的爵位，具体为：亲王余子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亲王侧福晋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别室所居妾媵之子封三等辅国将军，郡王余子封一等镇国将军，以下类推。肃顺爹为亲王、娘为妾媵，所以只能弄个三等辅国将军了。肃顺与端华在职称及工资待遇上相差多远呢？可以参看黄惠贤、陈锋整理出的清宗室爵位俸禄表：（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第513页。）

看图可知，端华世袭罔替郑亲王，宗室爵位第一等，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肃顺呢，宗室爵位第十等中的小三，岁俸银260两，禄米260斛。

工资待遇什么的就不说了，接下来说本事。咸丰帝自打接班之后，就感觉到“接”不逢时。接位之年，遇上了洪秀全那个高考落榜生化失心疯为大运动。洪秀全的部队虽然不咋地，但咸丰治下的八旗绿营更不咋地，洪秀全在南京坐了龙橔不说，其派出的北伐军还差点打到了皇城根下，一不小心，这龙椅就可能易位。内忧未除，外患又起，英法联军也从洪秀全老家点了一把火，一路直往北京烧了过来。此前，咸丰御前重用着两位宗室庸人，一个是郑亲王端华（1807-1861），肃顺的三哥，郑亲王第十三代掌爵人。一个是怡亲王载垣（1816-1861），康熙帝第十三子允祥的五世孙。两个铁帽子亲王虽然兼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官与衔，但是在内忧外患的局中，这些官衔也让他们难受：“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对于咸丰帝的意见，多不能发展，知肃顺习汉文，又多知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许指严：《慈禧垂帘记》，《清史野闻》，国华新记书局1925年版，第46页。）于是肃顺也成了咸丰的骨干大臣。君臣四个形成了这样的生物链：端华听肃顺的，载垣听端华的，而咸丰听端华、肃顺、载垣等三人的。那么肃顺到底有什么本事呢？或者说什么叫“习汉文”、“知风俗利病”呢？

所谓的习汉文，首先是熟悉汉文的意思。但是肃顺除了习汉文，更习汉人。他说：“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他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他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1页。）这些话总结起来，意思只有两个。第一，长期处于特权状态的满人旗人，都沦为混蛋兼糊涂蛋了。正因了民间那句话，权力让人智商退化。第二，值此乱世之秋，我们满人就别出头露面出乖露丑了，让汉人替咱维护江山社稷吧。众所周知，满洲入关后，政权运行首崇满人。顺治时期规定，各部院衙门堂司，悉令满人掌印。六部虽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但满人掌实权。康熙中期将理藩院中的汉人尽行裁去，独存满人；督抚中汉人十无一二。乾隆时期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仍无一汉人。至于高级武职，汉人更是不得沾边。据《清朝野史》载，大清宫内曾有专供满臣阅看的立碑：“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唐景星：《清代之竹头木屑》，《清代野史·第七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39页。）如此说来，中原乃满洲的殖民地而已，偶而用个汉人，也叫以汉治汉（后来的日本人图谋亚洲雄风时就利用了这一点，自称中华神州不说，还喊出了驱除满洲鞑虏的口号，后来的孙文在日本组建同盟会，首要纲领居然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咸丰时期，中原又面临着被西人殖民的风险。两害相较取其轻，肃顺知道，不重用汉人是不行了，否则西人进入中原，意味着满人退出中原。所以他力主破除满汉观念，重用汉人。当然重用汉人也不好，那就是地方分权过重，导致中央力量虚弱，武昌一声炮响，整个清王朝土崩瓦解。只不过，如果不重用汉人的话，要么洪秀全成了事，要么鬼子乱中华，满人还是没戏。所以，重用汉人，顶多是闹出个同治中兴，闹出个洋务运动，让大清的晚期癌症延长了一些时日而已。但是肃顺明白，在缓亡与速亡面前，政府必须选择前者，选择前者，就意味着必须重用汉人。曾国藩、胡林冀、左宗棠、郭嵩焘等都得到了肃顺的推崇、提拔、重用和维护。

所谓的“知风俗利病”，也就是肃顺早年做闲散宗室时在市井上混过，“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病”。据说肃顺整日在街上晃荡，“好为侠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到了冬天，他会盘着辫子，“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页。）当然，表面上是个混子，实质上却是个有心人，否则京师五城诸坊利病，他是不会习知的。而且这哥们儿还有一利：“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8页。）可能太熟悉这个社会了，所以第一次蒙咸丰帝召见时，他就提出了乱世用重典，颇得皇帝的欢心。至于他的职位，更是由咸丰登基起，就一溜烟地往上升，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从御前侍卫到御前大臣；从领侍卫内大臣到总管内务府大臣；从协办大学士到赞襄政务王大臣；从副都统、都统到经筵直讲、乡试正考官……两位亲王的推崇，咸丰的欣赏，加上本人的市井能力，终于让肃顺坐大，形成了所谓的肃党。肃党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内部，以军机大臣为主，肃顺得以控制中枢大权，在乱世用重典方面，玩了些大手笔。

第一，在“戊午科场案”中坚持力斩大学士、主考官柏葰。所谓的“戊午科场案”全称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发生于咸丰八年（1858）。乡试揭榜之后，有御史孟传金上奏，说此次乡试中发生诸多舞弊行径，甚至有中式举人朱墨不符者（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称墨卷；由誊录生统一抄写之卷则用红笔，称朱卷。朱墨不附就是原始卷与誊录卷内容不一致），而且中式的举人居然是个不读书的戏剧票友。咸丰感觉问题严重，遂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中国的考试，只要查，总能查出毛病来。这一查，毛病还不小。中举之人中有卷内错字被考官代改的，有错字三百多的，有问及中举之事竟然说不清的，更有诸多高干及高干子弟和正副考官及阅卷大臣之间递送条子打招呼的（清朝的科举阅卷方式叫糊名誊录法。也就是说考生名字被糊封，考生试卷由誊录生统一誊录一遍，免得大家看着名字与笔迹进行作弊交易）。总之，不查都门门清，一查全都说不清。此次乡试，主考官是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会审结果，主考官柏葰犯案最严重：广东肇庆考生罗鸿绎，托请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递“条子”，约定，其考试时的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诗则用“帝泽”结尾。阅卷时，身为主考官的柏葰本欲将罗鸿绎的试卷撤下，但同考官蒲安已嘱托过柏葰的家人靳祥……中国官场潜规则，官员都听家属与门丁等身边人的，所以柏葰将已中式的一名举人拿下，换上了罗鸿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