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榜后，罗鸿绎向李鹤龄赠送500两白银，李鹤龄拿出300两转给蒲安，蒲安拿出16两转给柏葰。当朝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为了16两银子就跟人潜规则，不知是穷得闹心还是人情世故无价。四大臣报请对柏葰“斩立决”。咸丰皇帝想维护伯葰，一来柏葰乃道咸两朝重臣，二来柏葰刚被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位高名重。咸丰帝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会商，问题是有肃顺在那儿横着呢，其他大臣默无一言，一句好话不敢替柏葰说，于是柏葰就Over了。陪他上路，同样斩立决的有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科举人罗鸿绎。收受条子的副考官及其它高干、高干子弟及相关考生。大辟的大辟，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降级的降级，罚俸的罚俸，总计牵连到91人。

肃顺这次可是得罪了不少人。读书人么，考试作个弊算什么啊。当时的风气，作弊光荣，不作弊可耻。就拿收受条子来说。大家都干，你不干，那不是傻13么？有些人甚至公开夸口自己条子多呢。条子上都画着圈儿，三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300两银子；五个圈，表示中式后送您500两。这情形，跟我们现在的某些考场一个样，也是递条子，条子里写着考生的座位号，要求监考直接递答案或者准许抄袭，里面都夹有人民币的，数额按当地行规看着办。可见中国人民的智慧从古到今一个样儿，都邪到作弊里去了。话说回来，中国的科举制，即使不作弊又能怎地？还能如龚自珍所期盼的那样不拘一格选人材？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能吏清吏；不作弊上去的，不见得不是庸官贪官。帝国的体制，书读得死，八股文写得僵，就能当官。读书写字与当官有什么破关系啊。更要命的是，肃顺打黑，只打别人黑，不打自己黑。别人科场不能舞弊，但他自己在科场则公开舞弊，为让自己的门客幕友高中一把，也是上窜下跳的。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官僚群体自感对付不了肃顺这么个二百五，转而恨上那个举报者孟传金了：您老兄吃饱了撑的还是咋地？如此多事！后来干脆把他排挤出御史队伍了，一边凉快去吧您！

第二，因对外议和问题而坚持力斩前大学士耆英。

可怜的耆英，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中都曾重墨描写过老头。老头在战争中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课，知道帝国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离英国差得远，因而成了个坚定的主和派。道光时代问题还不大，因为道光虽然昧于夷情，但至少很厚道，知道耆英是给皇家擦屁股的。道光临死前，耆英甚至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问题是年轻的咸丰一上台，就想对外国说“呸”。不过先从内部呸的。中央大员方面，首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谕，把两个主和派呸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帝国官员给帝国皇帝打工，本就没个谱儿，老头若能如此安度晚年也算不错，奈何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展，咸丰与肃顺发现呸不下去了，于是又想起了善擦屁股的耆英，一道诏谕，把老头提溜出来了，着他前往天津充当谈判代表。老头不知轻重，乐颠颠地去了。其实知轻重也不行，因为帝国臣子都得遵循这样的精神：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颗红心向中央，帝叫干啥就干啥。其实耆英也没什么特别的高招，他就是哄孙子罢了——传统中国式的坑蒙拐骗。比如他对英国公使璞鼎查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称老璞为英地密特朋友（intimate）；向老璞表示，想收他的大儿子为干儿子；与老璞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事后还给皇上解释英国鬼子是女尊男卑）。（【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试看耆英致璞鼎查的一封艳信：“正殷怀想，忽接来书，深慰远念。索取令政夫人小照，即如命奉上，远望有便寄来。愚正室早亡，兹将侧室小照付览。昨至香港，会晤德公使。望云遥想，倍忆从前。正未悉何年得晤，手肃，敬候因地密特公安，不禁驰思。”（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怎么样，这封信够艳吧？还有比这更艳的呢，耆英给璞鼎查写的另一信，干脆被当代美国学者戏称为一封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侧。”（【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耆英同志真是不容易，为了保护大清的江山，他就这样沦为了影帝。他给道光汇报说，与夷人打交道就是驯兽：“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而后能制之。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总之么，咱“若深知其性”，就“可以摄其心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除了把英夷当老虎外，耆英说得比较多的还有这样一个词：“犬羊之性”。问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广州失陷，夷人们从广州衙门里搜索到的档案中，就有耆英写给皇帝的诸多奏折。所以英夷一看耆英讪着一张老脸又来了，马上不乐意了，当面朗诵起了那些奏折，并且声明从此不跟老头玩了。老头是厚道人，还算要脸，知道戏演砸了，无地自容，跟另外两个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一交待，夷务我也管不了了，我回京吧。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在自己父皇时代的主抚，这下更有理了，认为他不待谕旨，辜负皇恩，私自回京，自找速死，着僧格林沁逮拿进京，着惠亲王会同王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恭亲王奕訢这是想维护耆英呢。因为清朝死刑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斩立决、绞立决，也就是立即执行死刑；一种是斩监候、绞监候，也就是缓期执行死刑。按照惯例，后一种经秋审或者朝审后大都会减免罪刑，甚至能开释复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靖夷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两江总督牛鉴都曾定为斩监候，后来都重新上岗了。但是肃顺同志单独上了一个奏折，要求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理由大致如下：判绞监候，转而让这家伙苟延岁月，遂其偷生之私；倘若他幸运地因病身亡，落个全尸，国法何申？官邪何儆？何况今天还有诸多办理夷务者，大家都学他，成何事体？在肃顺的坚持下，咸丰不得不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不过咸丰还是开恩了，说是要“情法两全”，虽然对耆英立即执行死刑，但是就不让您老人家死得恁难看了，加恩赐自尽吧。于是老头就“被自尽”了。

耆英之死是否有助于帝国内政的进步与帝国外事的成功呢？否。肃顺别说杀一个耆英了，就是把帝国官员杀完，也无济于事。帝国内忧是所有封建统治者解决不了的，那是个周期率问题；帝国外患是大清末世统治者解决不了的，西风压倒东风那是一定的。因为西风是涅磐文化，虽然有停滞，但停滞一段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境界持续提升。而东风是蝉蜕文化，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引伸到蝉理上，分就是蝉的蛹在地下的那个状态，合就是蛹上到地面蜕皮后的状态，不管您蜕不蜕皮，如何蜕皮，反正您就是个蝉。凤不战胜蝉，天理何在？

肃顺这样的大手笔还很多，不说了，没用。我们现在还有人提倡乱世用重典。那是没看到根儿上，制度不转型，文化不改良，再重典也不行，再说谁能重过朱元璋？即使重过朱元璋，您无非是由后清子民蜕变为前明子民罢了。给谁当民不是民？

下面说一下外事方面，这方面肃顺更想不出什么招，倒是把街头混混那套装傻充愣的功夫全用上了。总理衙门建立之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其仅有的一点对外交涉只限于两项：一是与周边的藩属小国的朝贡往来；二是对外通商的贸易事务。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按传统旧制，由礼部和理藩院兼辖。礼部所属设有会同四译馆，职掌接待各藩属国贡使事宜。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凡贡使来京都由馆卿接待，经办翻译朝贡文字及交涉事务。理藩院原是执掌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分担了部分藩属国及交涉事务。它与礼部的大致分工是：由东、南两方海路往来的，归礼部接待处理；由北、西两方陆路往来的，归理藩院管辖。所以，俄国此时只能与清政府的理藩院打交道。肃顺从咸丰七年(1857)出任理藩院尚书，后又以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加上咸丰九年(1859)后，肃顺日受咸丰看重，权威日隆，连军机处班子都要看肃顺的眼色行事，与俄国打交道，也就只能多劳肃顺了。当时的沙皇俄国固然不是东西，在中俄谈判桌上耍蛮玩横。但肃老六也不是好东西，他就会装傻充愣。

先说装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有关通商口岸问题，中方沿海路给俄方新开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同时规定，若别国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两国平等了，以后外交，也不用中国的理藩院了，俄使有权与大清的军机大臣直接照会往来。还有，一年内换约执行。

问题是换约时，因进京路线问题清方与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开战，俄美虽然一路跟随，但嘴上一直叫唤着和平换约。虽然中俄天津条约规定，俄方可以绕开具有朝贡色彩的理藩院与清方军机大臣直接交涉了，但中方派出的交涉代表还是肃顺，怕肃顺二百五起来没有转圆的余地，还给他派了一个刑部尚书瑞常作助手。清方与英法在大沽口开战前，俄国就与中国换了约；开战后，又拉着美国换约以孤立英法。同时，清方照会俄使：俺们与美国正在北塘换约，原先说的是，换约之后四个月，各通商城市开口。现在，从缓执行。因为英法两国还没有换约。何时开口，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美国代表华若翰已经同意了，四国应一体办理，特此知会。

俄方代表一听就急了：中俄天津条约已换约，按规定换约后就可执行了，谁跟你们说过换约之后四个月才执行呢？而且，我们是我们，跟英法美有什么干系？中俄天津条约，只说开口七处，根本没说换约四个月之后才执行，更没有说须等到别国换约之后才执行。

肃顺照会俄使：中俄条约里是没有规定四个月的延缓期，可是英法美条约里都有啊。而且，中俄条约里说了，其它国有啥，俄国一体均沾呢。这不是一体均沾吗？况且前面换约时，贵方谈判代表也当面答应了这条，并说要传达给贵国。中俄条约规定七口通商，是不假，但是不用说就应该等其它各国都换约之后一块儿按新税则执行。

俄方谈判代表一看，窝脖子：一方面，肃顺睁着眼睛说瞎话，英法美条款里哪有通商口岸四个月的延缓开放呢？英国条约里倒有四月一说，但却是规定自订约后限四个月为期，各领事馆与中国税官伙同公布子口税清单。另一方面，即使英法美条款里有四个月的延缓期，那也跟我们俄国无关啊。我们只按我们的条约来。我们条约里是有一体均沾的要求，但我们一体均沾均是沾便宜啊，条约里明说了，“大清国日后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简单一句，就是俺们只沾利益之处，不沾没利之处。而且这个沾与不沾，决定权在我们手里。沾是我们的权利，不沾也是我们的权利。而肃顺等人理解为，一体均沾就是一切统一，你不沾那是不行的。

后说充愣。中俄边界谈判中，肃顺的愣劲儿表现得最充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利用天津的军事危机，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的大清领土划给了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管辖；原属清政府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威海口，归中俄共管。除此之外，俄国还夺取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为自己开辟了黑龙江通往太平洋的通道。瑷珲条约之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有关中俄双方的边界问题，如此规定：原先清理好的，得以补充进此约；没清理好的，双方继续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