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亚运会的风裹着槐叶香，往八号院的老槐树杈里钻。秦山河的蓝布衫被竹竿挑得老高，衣角扫过傅和平搭的木架——是用煤棚里的旧木料拼的，修鞋锥子在接口处敲出的钉眼，比任何铆钉都咬得结实。“再往高挪挪，”他往楚红军手里塞了块垫木，是从门墩上凿下的边角料，石纹里还嵌着1955年的粉笔灰，“得让全院的人都看清屏幕。”

楚红军的军靴碾过青石板上的粉笔线，那是苏季雅用蒙古语写的“看台”，笔画歪歪扭扭，像1958年两人在门墩上练字的模样。他往木架上的黑白电视瞅，天线是用晾衣绳接的，严晓燕在顶端系了个红绸结，说“这结能引信号，比任何接收器都灵”。电视外壳的漆皮掉了块，露出里面的铜线圈，傅和平用修鞋胶给粘了片槐树叶，“老物件得沾点院气，看着舒坦”。

“当年在草原，这电视得用马驮着。”楚红军往煤棚的方向指，那里还堆着半箱旧零件，是1970年他从边境带回来的，秦山河说“拆了能给孩子们做玩具”。他的手往木架横梁上按，指腹蹭过傅明远新钉的铁皮——上面錾着个歪歪扭扭的“国”字，是用修鞋锥子一点点凿的，“傅大哥说这铁经风，比红漆写的长久”。

严晓燕端着搪瓷盘从公用水龙头那边过来，盘里的瓜子壳堆得像座小山。“苏季雅在民族大学借的投影仪，”她往木架后的白布指，边角用红绳系在晾衣绳上，风一吹鼓成个圆，像1966年秦山河藏手稿的蓝布包，“丫头说比电视清楚，能照见每个人的影子。”盘沿的豁口磕在石桌上，发出“当啷”响，和1975年众人围看《新闻联播》时，搪瓷缸在煤棚地上的动静一个样。

日头爬到老槐树顶时，叶紫苏从波士顿寄的国旗正好送到。傅和平举着旗角往木杆上系，红绸子在风里抖出的褶皱，和1955年他在煤棚里缝的红领巾一个纹路。“这针脚得留着点松量，”他往秦山河手里塞了根针线，是孙丝蕊用狼毒花汁染的蓝线，“风大了能缓冲，比死结经拽。”旗面的金星旁沾着片槐花瓣，是苏季雅夹在信封里的，说“让国旗带着老家的香”。

楚红岭的小提琴盒往石桌上一放，琴盖的锁扣还留着1999年断弦时的凹痕。她往孩子们手里分糖块，是罗素梅从剑桥寄的，糖纸印着英文，傅和平却在背面用修鞋笔写了“甜”，“洋玩意儿也得沾点咱的字，吃着才踏实”。琴盒里的备用弦缠在老槐树枝上，风一吹发出“嗡嗡”响，像在给即将开始的开幕式伴奏。

夜幕漫进院门时，木架下的小马扎排得整整齐齐。傅和平的旱烟锅在人群里亮成颗火星，烟圈飘到电视屏幕上，正好罩住“亚运会”三个字，“当年在煤棚看女排夺冠，烟袋锅子把棚顶烫了个洞”。严晓燕往每个人手里塞了块窝头，是用新收的玉米面蒸的，说“就着胜利吃，比肉包子香”，窝头的热气在石桌上凝出小水珠，像1973年众人在草原看露天电影时，凝结在军大衣上的霜。

当国歌响起的瞬间，楚红岭的小提琴突然加入进来。旋律漫过公用水龙头的铁管，震得水珠“滴答”落在青石板上，像在给国歌打拍子。秦山河的手往国旗绳上拽，红绸在夜色里划出的弧线，和1970年他在草原升旗时的轨迹重合——那时楚红军举着枪站在旁边，睫毛上的冰碴在晨光里亮得像碎星，“山河，这旗得升得比马群还高”。

“当年在草原升国旗，山河总抢着当升旗手。”楚红军的声音突然漫出来，军大衣的纽扣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他往老槐树上的红绳瞅，那是1999年拆迁时系的，现在还缠着片狼毒花干，“他说‘旗手得站直了，比任何标杆都挺’，结果冻得直打哆嗦，还嘴硬说‘草原的风练筋骨’。”

秦山河的手顿在绳结上，国旗在风里抖出的声响，像1966年他藏在煤棚里的《国歌》乐谱被吹得哗哗响。他想起1975年楚红军从边境带回的旗杆，现在还在煤棚的墙角斜着，傅和平用它给孩子们做了个秋千，说“让后代也沾沾旗的气”。秋千的木板上，苏季雅刻的身高线从1990年画到2000年，像条刻在木头上的年轮。

国歌声里，楚红岭的小提琴弦突然颤了颤。断过的那根弦在月光下亮得像银丝，弓子拉出的颤音裹着煤棚的烟火气，比任何音乐厅的演奏都动人。傅和平的旱烟锅往石桌上磕了磕，烟灰落在“看台”的粉笔字上，像给蒙古语的笔画添了点灰调，“你看这院的月光，和草原的一个样，都能把影子拉得老长”。

国旗升到顶端时，苏季雅举着相机从人群里挤出来。闪光灯照亮了每个人的脸——秦山河的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只展翅的鸟；楚红军的军大衣领口别着枚狼牙，是1970年的战利品；严晓燕的蓝布围裙沾着玉米面，笑纹里盛着月光；傅和平的修鞋围裙搭在肩上，铁砧般的手正护着身边的孩子。

“这张照片得拓下来，”叶紫苏往电视屏幕上的国旗指，投影在白布上的光影正好罩住全院的人，“比任何奖状都金贵。”楚红岭的小提琴突然转向《八号院的月光》，断弦的余韵混着国歌的尾声，在老槐树的枝桠间绕了三圈，像在给这院的岁月系了个红绳结。

散场时，楚红军往煤棚里抱电视，军靴踩过满地的瓜子壳，发出“咯吱”响，像1955年踩在没化的雪地上。秦山河的手还在旗杆绳上攥着，红绸结蹭过掌心的老茧，那是磨墨磨出的硬壳，1985年《大青山下》再版时，这双手就在砚台边蹭出这样的茧。“明儿把这旗杆栽牢点，”他往楚红军的方向喊，月光在两人之间的青石板上投下两道影子，像1958年门墩上并排的两个粉笔字，“以后咱院天天升旗。”

煤棚的灯亮起来时，傅和平正往木架上刷桐油。油刷的鬃毛蹭过“国”字的铁錾，发出“沙沙”响，像秦山河在砚台边磨墨的动静。“这院不拆了，”他往秦山河手里塞了块抹布，上面还沾着1966年的煤烟，“就像这国旗，得在根上扎着才稳。”远处的亚运会场馆还亮着灯，光芒漫过胡同的屋顶，落在八号院的国旗上，红得像团烧不尽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