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的风裹着槐叶香，往人民大会堂的窗缝里钻。罗素梅的布鞋踩过地毯上的花纹，鞋尖碰着个搪瓷缸——缸沿的豁口磕在掌心，像1955年楚母腌酱菜时用的粗瓷碗，当时楚红军总抢着用这缸喝凉白开，说“豁口的缸子不烫嘴，比细瓷的实在”。

她往主席台旁的展示架走，提案夹的边角蹭过旗袍的盘扣。那旗袍是严晓燕新做的，盘扣用的是八号院晾衣绳上的蓝布条，“这布经风，比任何丝线都牢”。罗素梅的指尖在提案纸的“胡同文化”四个字上划，钢笔的墨色里掺了点煤棚的烟灰，傅和平说“带点院气的字，比打印的有魂”。

展示架上的相框蒙着层薄尘，玻璃反光里能看见秦山河寄来的狼毒花干。罗素梅用绢布擦时，发现玻璃内侧贴着张老照片——1958年全院在门墩前合影，楚母抱着襁褓里的楚红岭，秦山河的蓝布衫搭在傅和平肩上，像片没说出口的暖。照片的边角被苏季雅用红绒球补过，说“这豁口得用亮色堵，比任何胶水都牢”。

“诸位代表请看，”罗素梅的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往相框里的门墩指，石狮子的绿锈在灯光下泛着暗红光，“这门墩上的包浆，是五十年的手温焐出来的，比博物馆的文物更有温度。”她的指尖在玻璃上的石狮子眼睛处顿了顿，那里有个淡淡的凹痕——是1966年楚红军用枪托磕的，后来他用修鞋胶补了，说“这坑得填住，比任何道歉都实在”。

台下的议论声漫上来时，罗素梅往提案夹里掏拓片。1973年的门墩拓片早被岁月浸成琥珀色，石狮子的鬃毛处有片槐花瓣——是当时秦山河的钢笔漏墨染的，他说“这墨点像朵花，让老石头有了活气”。拓片的边缘卷了角，傅和平用修鞋锥子给别了根红绸带，“老纸得牵着点，别让风刮跑了”。

“这院里的公用水龙头，”罗素梅往拓片旁的照片指，铁管上的红漆字“节约用水”早已斑驳，“从1955年用到现在，傅和平师傅每周用棉布擦三遍，说‘这铁玩意儿认人，你对它好，它就多流几年’。”照片里的水龙头出水口缠着红绳，是苏季雅系的，说“这绳能锁住水的魂，比任何过滤器都管用”。

后排有人轻轻抽气，罗素梅认出是叶紫苏的表哥，当年总在煤棚偷听秦山河讲草原故事。她往晾衣绳的照片翻，绳上的蓝布衫是秦山河常穿的那件，袖口磨出的毛边在风里晃，“严晓燕大姐说，这衣服歪着穿舒坦，比系领带自在”。晾衣绳的末端系在老槐树上，红绳结打得歪歪扭扭，和1958年秦山河给楚红岭系羊角辫的手法一模一样。

“夏天院门口摆小马扎，”罗素梅往煤棚的照片指，傅和平的修鞋摊占了半拉院子，铁砧上的修鞋刀还亮着，“傅师傅的旱烟袋锅子把棚顶烫了个洞，现在还留着，说‘这眼儿能透气，比任何天窗都亮’。”照片里的严晓燕正往小马扎上摆酱菜碟，蓝布围裙沾着玉米面，笑纹里盛着槐花香。

台下突然有人抹泪，罗素梅认出是当年的街道主任，1966年她带头抄的秦家。她往提案夹的最后页翻，露出张新照片——楚红军蹲在煤棚前修门墩，军大衣的纽扣在晨光里泛着冷光，手里的修鞋锥子正往石缝里填水泥，“他说‘年轻时犯的浑，得用后半辈子补’，这水泥里掺了蒙古的沙砾，是秦山河寄来的，说‘让草原的土也沾沾胡同的气’”。

讨论声渐渐平息时，罗素梅的指尖在“保护”两个字上按了按。钢笔的墨在纸上洇开，像1975年楚红岭在草原拉琴时，松香末落在乐谱上的痕。她想起出发前严晓燕往她包里塞的窝头，“揣着点老家的粮气，说话有底气”，现在那窝头的碎屑还粘在提案夹的夹层里，混着1966年的煤渣，分不清谁先谁后。

“这老槐树的树洞里，”罗素梅往最后张照片指，傅小槐正往树洞里塞糖纸，“藏着1966年的红糖、1973年的电影票、1999年的演唱会门票根。傅和平师傅说，这树洞是全院的念想匣子，比任何保险柜都严实。”照片里的树纹上刻着层层叠叠的记号，最顶上的箭头指着呼和浩特，“那是秦山河去年刻的，说‘这箭头像个家，等我回来’”。

散会时，叶紫苏的表哥攥住她的手。他的掌心汗湿，蹭着她腕间的银镯子——那是秦山河送的，内侧刻着“紫苏”两个蒙古字，1975年他说“这字刻得深，比任何情书都磨不掉”。“罗代表，”他的声音发颤，“那煤棚的铁砧还在吗？当年我总在那偷听秦先生讲《大青山下》……”

罗素梅往提案夹里塞了片槐树叶，是今早从八号院摘的，叶脉的纹路像她掌纹里的生命线。“都在，”她的指尖在对方手背上轻轻按，像1973年楚母给她梳辫子时的力道，“您有空回去看看，傅师傅的旱烟锅还在煤棚梁上挂着，严大姐的酱菜坛子正冒着凉气呢。”

走出大会堂时，秋风卷着槐叶打在提案夹上。罗素梅往胡同的方向望，暮色里的八号院像块浸在茶里的老冰糖，慢慢洇开暖烘烘的甜。她想起楚红岭在信里说的：“这院子的魂，不在砖砖瓦瓦，在咱们往门墩上靠的每回歇脚，在煤棚里递的每口热饭。”

煤棚的灯亮着时，傅和平正举着修鞋锥子往墙上钉日历。严晓燕往铁砧上摆酱菜碟，楚红岭的小提琴声从院里漫进来，拉的是《八号院的月光》，新换的弦带着点狼毒花的涩。罗素梅推开门时，正看见众人的影子在墙上凑成圈，像她在大会堂展示的那张老照片，经了岁月的磨，反倒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