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奥运期间的风裹着槐花香，往八号院新挂的“北京文化体验基地”木牌上钻。秦山河的蓝布衫扫过门墩石狮子，手里攥着本翻旧的《胡同记忆》，书页里夹着的槐树叶是1955年的，叶脉纹路还能看清——当年楚母就是在这石狮子旁，教孩子们念“皇城根下日月长”，比任何课本都实在。外国游客围过来时，他往晾衣绳的方向指，蓝布衫、碎花裙、小童装在风里晃，像把1950年到2012年的日子，都挂在了枝桠间。

“这石狮子啊，”秦山河的指尖在狮子嘴里的铜铃上划，声响脆得像1958年孩子们抢弹珠时的笑，“1966年红卫兵来抄家，是你红岭阿姨把它用棉絮裹了，才没被砸坏——比任何保险柜都能护着念想”。他往展柜里的马灯指，玻璃罩上的划痕被苏季雅用红绒球补过，“当年在煤棚，就靠这盏灯，我写了《大青山下》的初稿，”他的声音裹着点老北京的侉，比任何解说词都暖，“现在你们看的胡同故事，都藏在这灯芯的焦痕里呢”。游客们举着相机拍照，快门声和1999年秦山河签售时的钢笔声，在风里缠成了串。

楚红岭的小提琴声从老槐树下漫过来，狼毒花漆的琴身在阳光下泛着光。她身边围着七八个孩子，手里都攥着严晓燕给的槐花茶饼，饼上的花纹是门墩石狮子的模样。“来，跟着阿姨拉，”她往琴弦上抹松香，动作和1973年在煤棚教苏季雅拉琴时的一个稳，“《我和你》的调子软，得用点心才拉得暖——就像你们奶奶熬炸酱，得等冰糖化透了才香”。最小的孩子把琴弓拿反了，楚红岭笑着帮他调，指尖蹭过孩子的手，像1955年楚母帮她理羊角辫时那样轻。

叶紫苏的画廊里，《皇城根下的春天》油画前挤满了人。画布上的老槐树枝繁叶茂，八个孩子坐在青石板上，有的在踢毽子，有的在翻花绳，领口的蓝布、碎花、军装绿，和1955年秦山河他们的穿着分毫不差。“这画里的孩子，”叶紫苏往画里的煤棚方向指，展柜的玻璃反光正好映出游客的脸，“就是我和山河、红岭他们小时候——1958年夏天，我们就在这槐树下埋了弹珠，说‘等老了再挖出来’，现在倒先画进画里了”。有外国游客问画里的糖纸是什么，叶紫苏从柜台下拿出个旧糖纸，是1966年傅和平藏在煤棚的红糖纸，“就是这个，当年能换半块窝头，比任何糖果都金贵”。

严晓燕往石桌上摆酱菜碟，黄酱里的冰糖碎闪着光，像颗没化的奥运徽章 。她往外国游客碗里添了勺炸酱面，用英语说“Tryit，thisisourhutongflavor（尝尝，这是我们的胡同味）”——发音带着点老北京的侉，却比任何翻译都实在。游客咬了口面，竖起大拇指，严晓燕笑着往碗里添了块槐花茶饼，“配着吃才香，”她往画里的孩子指，“当年紫苏他们就这么吃，说‘严大姐的炸酱，比肉香’——现在还是这话”。石桌的木纹里还留着1955年的刻痕，是楚母给孩子们量身高时划的，现在游客的手机正好能盖住最浅的那道，像给岁月拍了张合影。

傅和平抱着傅念秦过来，孩子的手里攥着块小铜铃，是楚红军从澳洲寄的，铃舌上刻着“奥运”二字。“念秦，给外国叔叔阿姨表演个翻花绳，”傅和平往孩子手里塞彩绳，动作和1955年教楚红军翻绳时的一个熟，“你山河爷爷书里写的‘十字结’，就是这么编的——比任何玩具都练手”。傅念秦的小手灵活地翻着，彩绳在阳光下晃出的弧度，像画里孩子们踢的毽子，外国游客举着相机拍，傅和平突然想起1966年在煤棚，他就是用这花绳，把哭闹的苏季雅哄笑的。

暮色漫进八号院时，奥运烟花的光映在门墩石狮子上。秦山河给游客讲完最后一个故事，往展柜里的马灯添了点煤油，灯芯“滋滋”燃起来的暖光，和烟花的亮缠在一起，像1955年的月光。楚红岭的小提琴声还在响，孩子们跟着哼《我和你》，调子歪歪扭扭却格外清亮。叶紫苏把《皇城根下的春天》的复制品递给游客，背面写着蒙古文“家”，“带着它，”她轻声说，“就像带着八号院的暖——比任何纪念品都实在”。

离开时，严晓燕往每个游客手里塞了片槐树叶，“傅大哥说，老辈人喜欢把念想夹在本里，”她往秦山河手里递茶杯，槐花茶的香气裹着话里的暖，“等你们想起北京，看见这叶子，就像看见咱院的老槐树”。秦山河望着满院的人、亮着的灯、飘着的琴声，突然觉得——这奥运的风、胡同的暖、老辈人的故事、小辈人的笑，早把八号院的日子，织成了块又暖又实的布。不管是1955年的弹珠，还是2012年的油画，不管是煤棚的马灯，还是奥运的烟花，都在这院里续着呢，哪会被岁月断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