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恍然大悟，想起自己修改的《双斗医》脚本，便从怀里摸出来，念给王老汉听：“李医生，医术高，治得了咳嗽治不了逃；张大人，心太黑，抢了药材还打人 —— 你说这世道，是病好治，还是官好治？”

王老汉听完，猛地一拍大腿，叫好道：“好！就这么写！百姓一听就懂，还能想起自己的苦，这才是好本子！”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光有苦还不够，得加点‘乐’。你可以在戏里加个‘丑角’，比如一个傻呵呵的药童，说几句笑话。比如药童问医生‘为什么官比病还难治’，医生说‘病能用药治，官的心黑，没药可治’，药童再补一句‘那咱们就把官的黑心唱给大家听，让大家都知道’—— 这样既能让大家笑，又能把‘官坏’的理儿说透，比光诉苦管用多了。”

关汉卿听得连连点头，赶紧拿出炭笔，在脚本上记下王老汉的建议。他抬头时，看见王老汉正摸着蒙眼的黑布，神色有些落寞，便轻声问：“王先生，您的眼睛……”

王老汉叹了口气，声音低沉下来：“以前我在真定府说书，有次讲《武松打虎》，把那老虎比作欺压百姓的蒙古贪官，说‘这老虎吃百姓的肉，喝百姓的血，比贪官还狠’。没想到台下有个蒙古官员，听出了弦外之音，散场后就派人把我抓了去，打瞎了我这只眼，还说再敢‘妖言惑众’，就砍了我的头。”

“那您……” 关汉卿心里一紧。

“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在城里说书了，只能在驿站、茶馆之间流浪。” 王老汉笑了笑，眼里却没有苦涩，“虽苦，却值。有次我在乡下说书，一个老农听完，拉着我的手说‘王先生，以前我总以为是自己命苦，听你一说才知道，是官太坏’—— 能让百姓明白这个，我瞎一只眼也愿意。”

关汉卿看着王老汉，心里又敬佩又感动。他想起母亲说的 “能让百姓哭、让百姓笑，才是真本事”，想起刘耍和说的 “杂剧是百姓的嘴”，突然觉得，自己要走的路，并不孤单。

接下来的三日，关汉卿与王老汉同行。白天，他们一起赶路，王老汉教他怎么观察百姓的生活，怎么把百姓的话变成唱词；晚上，他们在客栈或破庙里歇脚，王老汉给关汉卿讲各地的民间故事，讲不同地方百姓的喜好。关汉卿也把自己在祁州的经历、在大都的见闻讲给王老汉听，两人越聊越投机。

离别的那天，王老汉把桌上的旧话本递给关汉卿：“这本子我用了十几年，上面记了不少民间故事和说书的技巧，你拿着，说不定能帮你写戏。” 他拍了拍关汉卿的肩膀，郑重地说，“记住，咱们说书的、写戏的，就是百姓的‘嘴’。这乱世里，百姓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咱们就得替他们把话说出来，把冤唱出来。就算被打压，就算受委屈，也不能丢了这份本心。”

关汉卿接过话本，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迹，纸页上还留着王老汉的指痕，却沉甸甸的，像握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对着王老汉深深鞠了一躬：“王先生，您的话，晚辈记住了。日后若有机会，晚辈一定把您的故事，把百姓的苦乐，都写成戏，唱给天下人听。”

王老汉笑着点头，目送关汉卿远去。关汉卿背着书箱，手里攥着旧话本，继续朝着大都的方向走去。风拂过耳边，仿佛还能听见王老汉讲《张飞怒鞭督邮》的声音，心里的信念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 —— 他要写百姓的戏，说百姓的话，让这乱世里的每一声苦、每一声冤，都能被听见，被记住。

又走了半个月，关汉卿终于在一个清晨望见了大都的轮廓。那高大的土城墙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横亘在远方，墙面被岁月冲刷得有些斑驳，却依旧透着一股威严。城墙上站着佩刀的蒙古兵，铠甲在晨光下泛着冷光，城门处人流涌动，却又井然有序 —— 一道木栅栏把人群分成两拨，蒙古人和色目人畅通无阻，汉人则要在一旁排队，接受严格的盘查。

关汉卿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戏曲脚本，指尖传来纸页的粗糙触感。从祁州绕小路出来时，他根本没来得及办 “路引”，这是蒙古政权管控汉人流动的重要凭证，没有路引，汉人根本不许进入大都。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默念早已想好的说辞：“我是‘乐人’，会写戏，去大都找‘玉京班’，没有路引。”

随着人群慢慢往前挪，关汉卿看清了城门旁贴着的告示，上面用汉文和蒙古文写着 “汉人需验‘路引’，无引者不得入内”，字迹鲜红，像在无声地警告着每一个试图进城的汉人。终于轮到他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兵拦在他面前，手里握着马鞭，用生硬的汉文喝问：“路引呢？没有路引，不许进！”

关汉卿强装镇定，按照想好的说辞回答：“这位军爷，我是‘乐人’，会写戏，去大都找‘玉京班’，走得急，没来得及办路引。”

蒙古兵上下打量着他，眼神里满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