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兵法典籍是平定乱世的 “利剑”，那么先贤的治国之道便是安邦定国的 “基石”。罗贯中深知，推翻元廷只是第一步，要让百姓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还需要一套完善的治国方略。因此，在苦读兵书的同时，他也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先贤治国之道的揣摩中。

他的书桌上，除了兵书，还整齐地摆放着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他认为，治国之道不在于拘泥于某一家之言，而在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制定出符合民心、顺应时势的政策。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贯中反复研读《孟子》中的这句话，心中深有感触。他想起吴越之地的百姓，想起他们对太平的祈盼，更加坚定了 “以民为本” 的治国理念。他在笔记中写道：“治国者，当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欲安，则轻徭薄赋；百姓欲富，则劝农桑、兴工商；百姓欲教，则办学堂、明人伦。唯有如此，才能赢得民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深入理解先贤的治国之道，贯中常常将历代治世与乱世进行对比分析。他研究 “文景之治”，发现其核心在于 “休养生息”，减轻赋税，与民休息，从而使国家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他研究 “贞观之治”，发现其关键在于唐太宗知人善任、虚心纳谏、轻徭薄赋、重视教育，从而开创了大唐盛世；他研究元末的乱世，发现其根源在于元廷的 “苛政猛于虎”，官吏腐败，赋税繁重，百姓无法生存，才被迫起义。

通过对比分析，贯中总结出一套 “仁政为本，法治为辅，德教为先” 的治国方略。他认为，仁政是治国的根本，只有体恤百姓，才能赢得民心；法治是治国的保障，只有严明法纪，才能规范官吏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德教是治国的基础，只有重视教育，才能提高百姓的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仁政与法治，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贯中在与李善长讨论时说道，“若只讲仁政，不讲法治，官吏便会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若只讲法治，不讲仁政，百姓便会生活在恐惧之中，久而久之，必然会引发反抗。唯有将仁政与法治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李善长深表赞同：“罗先生所言极是。如今乱世初定，百姓渴望安宁，我们若能推行‘仁政为本，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定能赢得百姓的支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

在揣摩治国之道的过程中，贯中还十分注重经济政策的研究。他深知，百姓的温饱问题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因此，他研读了历代的农业政策、赋税制度、工商政策，结合吴越之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提出了 “劝农桑、兴水利、减赋税、通商贸” 的经济发展思路。

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必须重视农业生产。要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要减轻赋税，让百姓能够留足口粮，有余力发展生产；要重视商业贸易，促进物资流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能让百姓获得更多的生活物资。

为了验证自己的思路，贯中常常深入应天府的乡村，与农民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实际需求。他发现，农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农具和种子，以及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遇到灾害便颗粒无收。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 “官府发放农具种子、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的建议，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

日夜揣摩先贤治国之道，让贯中的思想日益成熟。他不再是那个只怀一腔热血的书生，而是成长为一个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思维的治国人才。他知道，自己的治国方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他有信心，只要辅佐明主，推行仁政，就一定能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