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他开始整理行装。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只有几件换洗的衣衫、一捆常用的书籍，还有多年来积累的应试文章手稿。他特意去书店买了几本关于官场礼仪和治国方略的书，每天抽出时间研读。他学习官场的称谓、礼节，了解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力，揣摩为官之道。

他希望自己能在候选中脱颖而出，被分配到一个能施展才华的职位。最好是偏远地区的知县，虽然条件艰苦，但能独当一面，为民做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志怪文学的积累。多年来，他一直喜欢收集民间传说、奇闻异事，无论是街头巷尾的闲谈，还是古籍中的记载，他都一一记录下来。晚上睡前，他常常翻看这些收集的素材，脑海中不时浮现出人与动物结合的奇幻形象。

他想象着一只通人性的老虎，正直勇敢，为百姓除暴安良；想象着一只聪明机智的狐狸，用智慧化解危机，惩治贪官污吏；想象着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自由翱翔，不受世俗的束缚。他觉得，这些纯粹又鲜明的形象，或许能成为日后表达心意的载体。

四十岁的岁贡生，对吴承恩而言，是科举之路的转折，更是人生的新起点。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却磨不掉他心中的理想和执着。他带着多年的期盼，带着家人的祝福，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准备奔赴京城，去迎接未知的挑战。

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春，吴承恩辞别家人和乡邻，踏上了赴京的路途。

此时的他，已近五十岁。头发已有些花白，眼角布满了皱纹，背也微微有些驼。但他的眼神中，却透着难以掩饰的憧憬，像一个即将踏上征程的勇士，充满了坚定和执着。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这是他最好的衣服，袖口和领口都仔细缝补过。背上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用粗布缝制而成，边角已经磨损。行囊里除了衣物和书籍，还有他多年来创作的短篇志怪手稿。这些手稿，是他的心血结晶，他希望到了京城，既能顺利候选官职，也能找到机会将自己的作品刊印成册，让更多人看到。

离别那天，天刚蒙蒙亮。父母早早地起了床，为他准备了路上的干粮。母亲把一张张饼小心翼翼地放进油纸包里，塞进他的行囊，反复叮嘱：“路上小心，照顾好自己。到了京城，记得给家里捎信。”

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中满是期盼和不舍：“汝忠，家里的事不用牵挂。到了京城，好好表现，争取谋个好前程。但切记，为官要清正廉洁，为民做主，不可忘了初心。”

弟弟妹妹们拉着他的衣角，舍不得他走。吴承恩摸了摸他们的头，笑着说：“等哥哥在京城站稳了脚跟，就接你们过去。”

乡邻们也赶来送行，张老汉提着一篮鸡蛋，塞到他手里：“汝忠，路上补补身子。到了京城，若有难处，记得找淮安同乡。”

吴承恩一一谢过，深深看了一眼熟悉的家，熟悉的乡邻，转身踏上了路途。他没有回头，怕自己忍不住落泪。

从山阳到京城，路途遥远，有千里之遥。吴承恩雇不起车马，只能步行或搭乘顺路的漕船。他沿着运河一路向北，白天赶路，晚上便在沿途的客栈或寺庙歇脚。

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景象。繁华的市镇里，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富商大贾穿着锦衣玉食，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而街头巷尾，却有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墙角，伸出枯瘦的手，向路人乞讨。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污垢，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官道上，官员的轿子来来往往。轿子装饰华丽，由四抬或八抬大轿抬着，前面有衙役开路，大声呵斥着避让的百姓。百姓们纷纷躲到路边，低着头，不敢直视。有一次，一个小孩不小心撞到了轿子，衙役立刻上前，对着小孩的父亲拳打脚踢，嘴里还骂骂咧咧。吴承恩看在眼里，心中一阵刺痛。

这些景象，让他对官场的期待中多了一丝疑虑。他曾以为，官场是实现理想的地方，官员们应该为民做主、清正廉洁，像古代的贤臣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和阶层的固化。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官员们作威作福，百姓们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有一次，他在一家客栈歇脚。晚上，他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几位商人的议论。一位商人压低声音说：“听说了吗？京城的官员大多贪赃枉法，想要谋得一官半职，必须行贿送礼。没有钱财和背景，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靠边站。”

另一位商人附和道：“是啊，我有个朋友，为了谋个知县的职位，花了上万两银子。现在的官场，早就不是凭本事说话的地方了。”

吴承恩听后，心中一阵发凉。他不愿相信，这就是自己向往的官场。他想起父亲的叮嘱，想起自己多年来坚守的原则，心中充满了矛盾。难道，想要实现理想，就必须放弃原则，同流合污吗？

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同样赴京候选的岁贡生。此人姓王，来自浙江，年纪比吴承恩稍轻，谈吐不凡。两人结伴而行，聊起了各自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