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村上党支部就紧接着召开了一个改划自留地会议。在这个节骨眼上，佑普爷这尊“村神”却病倒了。

第二天一大早，老汉柴也不拾了，茶也不喝了，窝在炕上动弹不得。这老神仙一闹病，村上有头脸的人都得来探望。他倒是一口一个“不碍事”，反倒利用几个生产队长来探病的机会，十分详细地打问着大伙对支部改划自留地决定的议论，安排他们把这个事情一定得办妥帖。至于他的病他知道，只是热着身子受了点风寒。

不知内情的谢元良老汉听人说佑普爷病了，他也趁天黑人稀拖着已经浮肿的双腿看望了老爷子一回。用他的话说，这一段时间他上路是“辞路”，上门是“辞门”，老汉已经明显感觉自己是没有几天活头了。

说起谢元良这个人，确实算得上半阁城几十年来出的一个头名人厢。眼前老汉这副人老珠黄的模样，谁会把他和当年那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的商会会长联系在一起呢。长稔塬这片地界，因出了谢元良这个男人，曾经跟着显赫过一阵子。说到他家这个地主成分，一点都不冤枉。在前清道光年间，元良他爷给渭南赵渡镇的大财东赵瘫瘫照看自贡盐井生意那阵子，他家当时在半阁城还不算大户。后来，赵家花去三千两白银为这个陕西乡党在朝廷捐过一个四品顶戴，让他掌管整个四川去云贵的盐卤生意。直到川地闹起了红捻，东家四十多家商号尽数受到抢掠，业已无法在当地再维持的时候，老汉依然苦守自贡，艰难地经营着东家准备丢掉的生意。直到临死的前一年，才回到故土，在关中道落下了一世清名。到了元良父亲这辈，一直在家守着祖宗置下的三百亩土地，一心让儿子读书做官。没想到，这厮生不逢时，刚刚十六岁那年，皇上逊位，科举被废，他念完中学便弃学经商跟着外爷去了兰州。直到解放那年，谢元良曾被当地人民政府挽留参加城市的恢复建设，他却丢下字号的生意，夹着铺盖一味要回长稔塬为父亲守陵。万没想到，那时正好遇上老区轰轰烈烈地闹土改。按照他祖辈遗留房院、地亩及雇工人数，他家被定了个地主成分。其父过世未满周年，身为独子的他便被戴上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从此再也没有踏出村庄一步。

老汉在兰州做生意那阵子，已经查出来有尿崩的病症，西医上叫做“糖尿病”。少见多怪的山民们连听都没听过人还会得这么奇怪的病症，都觉得新鲜。据他说，此病全在吃喝调养，不能饥一顿饱一顿胡对付。不过，他一个地主分子，到了老境又偏偏让他碰上这么个大年馑，每天喝着食堂的稀糊糊，又咋个去调养呢。入社之初，他家既没敢偷偷埋粮食，眼下又不能出村借贷，一家人只有眼睁睁跟着他喝食堂那野菜汤。他那病便日益加重，人委实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大约人在死前都有某种正常人没有的先知感觉。特别是像这类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老糊涂，肚子里却牢牢地埋着一桩心债。临死前，他想给眼前这个世上交代清楚。

那还是临近解放那年，他回村省亲路过西京时，“兴隆”号郑经理给他在轿车里放过一把夜壶。一路上，他根本没舍得往那宝贝器皿里边撒尿。此前，他也认得一些古董道上的朋友，对一些稀罕玩意还算略知皮毛。拿到这个物件，他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乾隆年制的景德瓷器。据郑老板说，这玩物以前是冯玉祥将军书房的小摆件，本人对瓷器一点都不懂，只好借花献佛送给方家把玩。元良对那物件真是爱不释手，回来后一直放在炕头欣赏。后来，当他听人说佑普爷帮忙卸车时曾亲手端过那物件，作为晚辈的他心里便一直忐忑不安。毕竟，咋说那也是一把夜壶喀。后来，他虽然差高子升偷偷给老爷子赔过情，土改时，高运喜一伙毛小子还是把老贫农给晚辈地主分子“端尿壶”的事拉到了忆苦思甜会上……当时，元良实在是有口难辩，只能把这件事儿搁在自己心里，一直也没能找出个借口给老爷子说说清楚。眼见自己的病一日重于一日，他终于斗着胆子专意来和老爷子坐一坐，顺便把这个悬案给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