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夜来得早，天一黑下来，巷道里也很快就少了那些鸡鸣狗咬。老汉拄着一根棍子摸索着迈进了佑普爷家的院子。进屋前，他扶着门框先探头朝里边望了望。就着那盏昏黄的油灯，他看见屋里无人，火盆却正旺。他估摸人也不会走远，于是，便气喘吁吁地扶着拐杖移到炕前，先给火盆上架了点柴，自己才坐了。

不一会儿，去后院小解的佑普爷进了房子，蓦然瞅见元良老汉坐在灯下，他尽管觉得有点惊异，仍然十分亲热地招呼着说：“老九，这这……你咋来了？”

元良忙放下自酌的茶杯，起身后谦恭地说：“听人说老辈子爷身子不舒服，我过来看一看嘛。”说完，还吃力地站起身来微微鞠了一躬。

谢佑普年纪比元良小，但辈分在那儿搁着，一看老汉站起身子，他但忙制止地说：“坐，坐。不碍事儿，受了点风寒喀……”待到对方坐定，这才关切地问：“你个老病底子也不好，近日好点没？”

元良挽起裤子，用手按了一下浮肿的腿，那小坑像未发的酵面般凹下去一个小圆窝，半天却泛不上来。不过，他倒是神情十分安然，苦笑着说：“我看是吃不上明年的新麦子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腿肿得走不了路喀。下半身阴哩，不是好兆……”

佑普爷叹了一口气，一边烧茶一边说：“唉，当年你留在兰州那该多自在？把朗娃和他娘接去好赖也不会受这等熬煎，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嘛！你看眼下天干地焦的，这病又犯得不是时候。人肚子都吃不饱，哪儿还请得起先生嘛。”

这确实是老佑普掏心窝的话。元良的年纪比他大将近十岁，两人年轻时也很有交情。虽然老汉一直戴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他却从来都没有把他当成外人。自己虽为上辈，村上那些晚辈称呼他十声爷，都不抵元良喊他一声重。老汉是啥人，又咋会落到如此境地，他心里一清二楚。不说远的，村上每每开大会让四类分子站立的那些桌凳，正是元良那年冬天省亲时亲自张罗木匠给祠堂做的山核桃八仙人物套桌。

那回，老汉请木匠一次做了八大套，还配齐了青瓷碗碟。祠堂门下的红白喜事都来搬用，以至于让外村的人都为此眼红。还有，村里小学花园里有两株焦骨牡丹，每到夏至开放，一黑一白煞是高雅。据说，黑牡丹当时在国内已经十分稀罕了，南京沦陷时，日本人曾经弄走过总理陵园的一株黑牡丹。为了这株仙物，元良老汉跟着马车从甘肃永登先把花王移栽到兰州，随后又整整跟着驴驮子走了十八马栈回到长稔塬。那一次，他的屁股把骡子背上的褡裢都磨出了两个巴掌大的窟窿。

看着对方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佑普爷心头却想起老汉另一件事情来……

民国三十四年，兰州陕西同乡会馆捐了五千大洋让元良回乡时捎给蓝田一个叫沙峪沟的小山村修一座石桥。汽车到了西安府，随行的小相公忙着出门去联系回渭北的车马，老汉一个人坐在车马店自顾闭目诵经，让几个绺娃子联手把他客房那提箱掮跑了。等他吟诵完毕《金刚经》十一卷净手焚香时，这才发觉随行的盘缠箱子不翼而飞了。他连夜给省城乡谊写了私人借契，派人如数给沙峪沟将银票送去后，这才心安理得地回了长稔塬。却说，那个送银票的人因生意耽搁晚去了一天，沙峪沟的人已在先一天收到了这笔钱，所以坚辞不敢再收。原来，那帮顺包的绺贼偷去皮箱盘点收获时，无意中发现里边放着一张功德帖。于是，蹊跷的事情便接着就发生了。

谢元良在陕甘两省商界不但有很大的声名，即便在普通脚户里也留有很好的口碑。走西路的商家都知道，进了兰州城，只要你会说一口陕西话，随便哪个铺子都会好酒好饭地招呼你几天。时至今日，兰州人一听你操一口陕西腔，马上都会以“娃他舅舅”家的来人相招待。

原来，那帮偷走老汉盘缠的梁上君子在兰州的丐帮有一小头目，有一次突发热病躺倒街头，最后全赖陕西会馆接济才捡回一条性命。后来，那个人回到西京混上丐帮总舵后，便留下一条山门规矩——各路绺子做活，若遇上回陕省亲的兰州商客，一律不准下手。话说，这帮人一看闹下这号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情，万万不敢怠慢，当天便派人如数把银票送到了沙峪沟。那笔钱不但分文未少，还多出了七钱黄金、四十两白银和一百多块袁大头。至今，沙峪桥石碑第一行署名“丐侠”之名记载的就是这件奇事。

佑普爷知道，自己那话题让老九想得太多了，也太沉了。他喝了口茶水，又给老九斟了说：“咱们好多年没这么围着火盆坐了。那年，你回村来盖学校修缮祠堂，咱没少在一搭儿喝茶啊。唉，这一晃就是十多年了哇。”

元良忙应承地说：“老了，能坐的日子实在是不多了。这几年，我不来不对，来了又觉得不妥。你是村上的干部，我是个戴帽子的人……看看，这话怕又不妥哩。唉，我觉得今年人确实是不行了，只怕不来以后就出不了门了……”